第一个登上证人台的，是检察方面提山的证人“戏曲座”的元老小岛重三。
小岛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但因为长年在舞台上锻炼，他的皮肤就象四十来岁的壮年那样年轻。
在舞台上我没见过他，我是不喜欢新剧的。但我看过他特别演出的西部电影，一是在《忠臣藏》中扮演吉良上野介，一是在《落城物语》中扮演柴田胜家。
当然根据从他所扮演的角色得来的印象，判断一个演员自身的性格，那是危险的。但从他在这两个角色中表现出来的非常出色的演技可以看出，在他身上潜藏着一种过分相信自己过去的权威而不随波逐流的相当强烈的顽冥性格。
“我凭良心发誓，我一定说实话。既不说一句谎话，也决不隐瞒任何事情。”小岛重三用低沉而严肃的声调宣读印在宣誓书上的公式文章。
“证人若说谎话，要以伪证罪论处。但证人认为有可能追究自己刑事责任的内容，可以拒绝作证。”审判长也鹦鹉学舌般地宣告他的公式文章。这是不论什么证人，也不论在什么时候登上证人台上的时候，审判长一定要重复的话。
接着，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开始进行直接发问。
首先，循例询问了证人的职业、经历等以后，马上进入正题。
“证人认识被告吗？”
“认识。”
“证人和被告是什么关系？”
“战前的四年和战后的五年被告在我们‘戏曲座’工作过，那期间我们有些联系。”
“证人在剧团中是什么地位？比方说是不是团长？”
“准确地说，有一点区别。本剧团由十名干事和五名委员决定并执行最高决策。又经过选举从委员中选出一个代表。我到现在当了三届共为期六年的代表，对外代表剧团。”
“现在剧团有多少人？”
“演员、干事、事务员、研究生等，共约一百二十人。”
“被告在剧团工作，是什么时间？”
“战前从一九三七年列一九四一年他在剧团，战争爆发前应征入伍，后来战局恶化，剧团被当局解散。战后，一九四七年剧团恢复，一九四八年他又回到剧团，一直到一九五三年。”
“被告做演员的成绩怎样？”
“战前，我对他的前途抱有很大希望，当时我想，这样努力干下去，将来可能成为代表剧团的名演员。但是，战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几年的军队生活和以后几年的西伯利亚拘留生活，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这在那种异常的生活环境下，也许是不得已的。”
“战后的五年间，被告是几乎没有登台演戏吗？”
“一九五〇年四月以后，一次也没有登台演出过。”
“那么，从那以后，被告在剧团干什么来着？”
“那时我们已经对他的前途不抱什么希望了，当然是指在演员的前途方面。他向剧团提出想在剧团继续工作下去，他说叫他做点什么工作都行。正好这叫侯助理干事出了一个空缺，于是暂时就让他补上了。”
“后来，他当了两年的正式干事，是吗？”
“是的。”
“那么，后来他退团是自愿吗？”
“不是的，本来是可以由委虽会作出开除的决议，并进而提出刑事问题。但是考虑到他的前途，采取了劝他自动退团的方式。若是打个古老的比方，就好象是木盘里放上短刀摆在心面前，叫他自己剖腹自荆”旁听人立刻骚动起来。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秘密或罪行就要暴露出来。这种兴奋，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也立即领悟到了检察官的用意所在。
一九五三年的罪行，不管情况如何，只要不是杀人，到现在恐怕已因时效关系而不能追究了。不管揭出什么事实，恐怕出是不能起诉的。
但是，其结果会使被告在这次事件中的嫌疑分量加重，是毫无疑问的。
我偷偷地看了百谷律师一眼。我想他可能要提出异议，说刚才检察官的询问与本案的审理无关，但他是那样泰然自若，他的表情使人怀疑他是否听见了检察官的话。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天野检察官好像预料到会遇到反击，所以稍停片刻才接着这样问道。
“他侵吞了本来应该交给剧团的三十万元公款。因为是他主管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没有发现，后来真相从其它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时候，使我们大吃一惊，于是马上把他找来，追问的结果，他终于承认了。后来，委员和干事几经计议，最后采取了刚才说过的那种处理办法。”
“你说的其它事件，是什么事件？”
“某团体的女会计企图自杀，幸而未遂，她现在还活着。因为她现在过着幸福的结婚生活，所以不便说出她的名字。她是因为浮借给被告村田的钱收不回来才寻短见的。”
“她浮借给他多少钱？”
“我记得大约是三十万元。”
“那么说，当时被告用不正当手段前后共弄到六十万元，而且都用于个人目的了，是吗？”
“当然，我们当时就追问他这笔钱到哪里去了。我们想，只要他说出道理来，根据具体情况，总能想出个补救办法的。但是他怎么也不肯说钱于什么用了。不管我们怎样追问，他总是东拉西扯地回避责任。我们一气之下就采取了上述的措施。”
“关于这笔饯，他写了在以后归还的保证书吗？”
“保证书是写了，但实际上连一元钱也没有归还剧团。因为我们不愿意家丑外扬，只好在账面上作作文章，委员干事们每人再拿出一点钱来，用半年时间总算填补上了这个窟窿。”
“从那以后，不论在公事方面还是私事方面，证人都没有和被告有过任何接触和联系吗？”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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