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阿辽会卡，你今天干什么来着？玩来吧！”
“我看你头上有一块青，一看就知道你怎么弄的。弄出块儿青来可不算什么大能耐！”
“我问你，‘主祷经’念熟了吗？”
舅妈悄然地说：
“他记性不太好。”
姥爷一声冷笑，红眉毛一挑。
“那就得挨揍了！”
他又问：
“你爹打过你吗？”
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回答。
我母亲说：
“马克辛从来也没有打过他，让我也别打他。”
“为什么？”
“他认为用凑拳头是教育不出人来的。”
“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上帝原谅，我说死人的坏话！”
姥爷气呼呼地骂道。
我感到受了污辱。
“啊哈，你还噘起了嘴！”
他拍了下我的头，又说：
“星期六吧，我要抽萨希加③一顿！”——
③萨希加：是萨沙的蔑视称呼。
“什么是‘抽’？”
大家都笑了。
姥爷说：
“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心里开始琢磨“抽”
和“打”的区别，我知道“打”是怎么回事，打猫打狗，还有阿斯特拉罕的警察打波斯人。
可我还没见过小孩。
舅舅们惩罚孩子时，是用手指头弹他们的额头或后脑勺。
孩子们对此似习以为常，摸摸弹得起着包的地方，又去玩。
我问：
“疼吗？”
他们勇敢地回答：
“一点也不疼！”
为了顶针的事，他们就挨了弹。
有天晚上，吃过晚茶，正要吃晚饭，两个舅舅和格里高里一起把染好了的料子缝成一匹一匹的布，最后再在上面缀个纸签儿。
米哈伊尔舅舅要跟那个眼睛快瞎了的格里高里搞个恶作剧，他叫９岁侄子把他的顶针在蜡烛上烧热。
萨沙很听话，拿镊子夹着顶针烧了起来，烧得快红了以后，偷偷地放在格里高里手边，然后就躲了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姥爷来了，他想帮帮忙，于是坐下来，不紧不慢地戴上了顶针。
我听见叫喊声跑进厨房时，姥爷正用烫伤了的手指头掸着耳朵，他一边蹦达，一边吼着：
“谁干的？你们这群混蛋！”
米哈伊尔舅舅趴在床上，用嘴吹着顶针儿。
格里高里依旧缝他的布料，不动声色，巨大的影子随着他的秃头晃来晃去。
雅可夫舅舅也跑了进来，掩面而笑。
姥姥正用擦了擦着土豆儿。
米哈伊尔舅舅抬头看了看，突然说：
“这是雅可夫的萨希加干的！”
“胡说！”
雅可夫大吼一声跳了起来。
他儿子哭了，叫道：
“爸爸，是他让我干的！”
两个舅舅骂了起来。
姥爷这时候已经消了气儿，用土豆皮儿糊到手指头上，领着我走了。
大家一致认为是米哈伊尔舅舅的错误。
我问：
“要不要抽他一顿？”
“要！”姥爷斜着眼看了我一下。
米哈伊尔舅舅却火了，向我母亲吼道：
“瓦尔瓦拉，小心点你的狗崽子，别让我把他的脑袋揪下来！”
母亲毫不示弱：
“不敢！”
一时大家都沉默了。
母亲说话经常是这么简短有力，一下了就能把别人推到千里之外。
我知道，别人都有点怕母亲，姥爷跟她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
我对这一点感到特别自豪，曾对表哥们说：
“我妈妈的力气最大！”
谁也没有表示异议。
可是星期六的事儿却动摇了我对母亲的这个信念。
星期六之前，我也犯了错误。
我对大人们巧妙地给布料染色的技术非常感兴趣，黄布遇到黑水就成了宝石蓝；灰布遇到黄褐色的水就成了樱桃红。
太奇妙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我很想自己动手试一试。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雅可夫家的萨沙。
萨沙是个乖孩子，他总是围着大人转，跟谁都挺好的，谁叫他干点什么，他都会听命服从。
几乎所有的人都夸他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只有姥爷不以为然，斜着眼瞟一下萨沙说：
“就会卖乖计巧！”
萨沙又黑又瘦，双目前凸，讲起话来上气不接下气，常被自己给咽住。
他总是东张西望地，好像在窥伺什么时机。
我挺讨厌他的。
相反，我挺喜欢米哈伊尔家的萨沙，他总是不大爱动的样子，悄没声的，从不引人注目。
他眼睛里的忧郁很像他母亲，性格也温和。
他的牙长得很有特点，嘴皮子兜不住它们，都露在了外面。他常常用手敲打自己的牙取乐，如果别人想敲一下也可以。
他总是孤零零的，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或是在傍晚的时候坐在窗前。
和他一起坐着很有趣，常常是一言不发地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我们肩并肩坐在窗户前，眺望西天的晚霞，看黑色的乌鸦在乌斯可尼耶教堂的金顶上盘旋。
乌鸦们飞来飞去，一会儿遮住了暗红的天光，一会儿又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剩下一片空旷的天空。
看着这一切，一句话也不想说，一种愉快，一种甜滋滋的惆怅充满了我陶醉的内心。
雅可夫家的萨沙讲什么都是头头是道的。他知道我想染布以后，就让我用柜子里过节时才用的白桌布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染成蓝色的。
他说：
“我知道，白的最好染！”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桌布拉到了院子里，刚刚把桌布的一角按入放蓝靛的桶里，茨冈就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了。
他一把把布夺过去使劲儿地拧着，向一边盯着我工作的萨沙喊道：
“去，把你奶奶叫来！”
他知道事情不妙，对我说：
“完了，你得挨揍了！”
姥姥飞跑而至，大叫一声，几乎哭出声儿来，大骂：
“你这个别尔米人④，大耳朵鬼！摔死你！”——
④别尔米人：指芬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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