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的青苔，像揭饼一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在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酥如锅巴。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用斧头剁碎、砸烂，放在缸里泡，用棍子拼命搅，搅成糨糊状，煮一煮就喝。吃树皮的前半部分的工序和毕升造纸的过程差不多，但我们造出来的不是纸。从吃的角度来说，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很快，村里村外的树都被剥成裸体，十分可怜的样子，在寒风中颤抖着。在这危急的关头，政府不知从哪里调拨来救济粮。所谓救济粮，根本不是粮，而是一些发霉的萝卜叶子一类的东西，挤压成件。现在拿那样的东西喂猪，猪也不会吃。但在当时确是货真价实的宝贝。分配时人人都红着眼，盯着秤杆，一星一点，秤高秤低，都十分计较。这种东西也不是常有的，总是在人们饿得即将停止呼吸时，才会发放一次，可见国家也是相当的困难。发放救济粮的钟声敲响时，连躺进棺材里的人也会蹦出来。这当然是夸张。那时候，人死得太多，哪里还有什么棺材。死了，好歹拖出去，让狗吃了拉倒。那是狗的黄金岁月，吃死人吃的，都疯了，见了活人也往上扑。有人可能要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打狗吃呀？狗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你问得好，你这念头，我们早就想到了，可我们腿肿得如水罐，走两步就喘息不迭，根本不是狗的对手。与其说去打狗，勿宁说去给狗加餐。如果有枪，勾一下扳机的力气还是有的。但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手里要有了枪，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呢？公社书记和公安人员手里倒是有枪，但他们有粮吃，不必去打狗吃。他们嫌吃死人的狗太脏，提着枪去打野兔、大雁、水鸭子什么的佐餐。
大概是1961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多少年后提起来，孙大奶奶还恨得牙根痒痒，骂老头子吃独食，连一点人味都没有，死不足惜。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教训很深刻。后来我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牛，偷食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辙。
那几年里，母亲经常对我们兄弟讲述她的一个梦。她梦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坟墓外边见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说他并没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坟墓里而已。母亲问他吃什么，他说：吃棉衣和棉被里的棉絮。吃进去，拉出来；洗一洗，再吃进去；拉出来，再洗一洗……母亲狐疑地问我们：也许棉絮真的能吃？
度过60年代初期，往后的岁月还是苦，但比较起来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经常搞忆苦思甜运动，大家一忆苦，总是糊糊涂涂地忆到1960年。一忆到1960年，干部们就跳起来喊口号，一是要打倒苏修，二是要打倒刘邓，干部们说1960年的饥荒是刘邓串通了苏修卡中国人的脖子造成的。我们明知道这是胡说，但谁也不去装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还是不能放开肚皮吃，但比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饭碗号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的女儿的那份食物。那时我们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母亲是长媳，一直忍辱负重，日子本来就很难过，我的无赖，更使母亲处境艰难。夺我堂姐的食物吃，确是混账。我婶婶的脸色难看，说出的话像毒药一样，一句句都是冲着母亲来的。母亲只好骂我，向婶婶赔礼道歉。这是我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至今我也不能原谅自己。长大后我曾向堂姐说起过此事，她淡然一笑，说不记得了。
母亲常常批评我，说我没有志气。我也曾多次暗下决心，要有志气，但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也不如。街上有卖熟猪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卖肉人一刀差点把手指砍断。村里干部托着一只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干部一脚踢倒，将瓜砸在头上，弄得满头瓜汁。那些年里，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见人厌，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饱了时，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好吃的，立刻便恢复原样。长大后从电视上看到鳄鱼一边吞食一边流泪的可恶样子，马上就联想到自己，我跟鳄鱼差不多，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吃。在家里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产队里的马料吃，被保管员抓住，将脑袋按到沤料的缸里，差点呛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萝卜，被抓住，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我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偷扒刚种下的花生吃，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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