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中哼着一支歌。
孩子有两个祖母。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向白色天花板望去，因为她马上就要祈祷。另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注视着她的黑眼睛，因为她马上就要唱歌。
当孩子看不见天花板和黑眼睛时，就假装睡觉。一个祖母没有祈祷完。她祈祷到一半就站起来走了。另一个祖母一直把歌唱完，她的脸是斜的，因为她喜欢唱歌。
等到唱完了歌，她想，孩子睡熟了。她说：休息吧，你的心兽，今天你可是没有少玩。
唱歌的祖母比祷告的祖母多活了九年。唱歌的祖母比她的理智多活了六年。她不认得家里人了。她只认识她的歌。
有一天晚上，她从屋角走到桌子旁边，在灯光中说：我很高兴你们都跟我一块儿在天上。她不知道她还活着，还得唱到死。疾病不近她的身，没法成全她死。
萝拉死后，我有两年裙子上没系腰带。喧嚣的市声在我脑子里几不可闻。当一辆卡车或一辆电车隆隆地驶过来并越来越大时，我的额头就十分受用。脚下的地在战栗。我想跟车轮搭上点干系，等车子驶近的当儿猛地跃向对街。到不到得了街对面，且听天由命吧。我让车轮来为我作决定。灰尘把我吞没了一会儿，我的头发在幸运和死亡之间飞扬。我抵达了街对面，大笑，我赢了。可是我听到我在外边很远很远的地方笑。
我常去一家店，那儿的玻璃柜里用铝盒子装着舌头、肝和腰子。这家店，我从来不会顺便路过，我坐电车去。店里那些人脸上的地域特征最明显。男男女女手里拎个包，装着黄瓜和洋葱。我却看见他们从那个地域搬来的桑树，又搬到了脸上。我挑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人，跟着他走。我穿过高高的飞廉进入一个村子，总是来到新建的住宅区。飞廉和飞廉之间种着一畦畦通红的番茄和白萝卜。畦畦都很失败。我看见茄子时，我的鞋已经站在它们旁边了。茄子闪着幽幽的光，宛如双手满捧着黑色的桑葚。
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过任何人。我不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我既不需要理发师也不需要指甲剪也不掉纽扣，在有我这个人之前。那时父亲还滞留在战地，靠唱歌和在草丛中放枪过活。他不用去爱。草丛本该把他留下来才对。因为，当他回家看见村子上头的天时，他衬衫里面又长出一个农民来，又开始干从前的活计。这个返乡者造了坟墓，还得造我。
我成了他的孩子，不得不在与死亡的抗争中长大成人。人家没好气地叫我的名字，打我的手，向我脸上投来闪电般的目光。然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在家里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或爱一个人好呢，还是更愿意在哪个屋里，哪个地方，哪张桌旁，哪张床上，哪个国家生活。
总是绑起来，因为松绑成为词竟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我想谈谈萝拉，而四角里的女孩们说，我该闭嘴。她们懂得，没有萝拉脑子就没有负担。四角里，原来的铺位现在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搁着一个装过食品的大口玻璃罐，插着长长的枝条，是从乱蓬蓬的公园里采来的，白色矮玫瑰的叶子带着细细的锯齿。枝条在水里面长出白色的根须来。女孩们可以在四角里行走，吃，睡。她们唱歌的时候也不怕萝拉的叶子。
我想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在寻找一个和萝拉同寝室的人。自从他们和我在食堂里搭过话以后，我每天都跟他们碰头。因为我不能够独自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他们不相信萝拉的死是自杀。
我谈起木虱、红蹄子羊、桑树以及萝拉脸上的地域特征。我一个人想萝拉的时候，很多事都记不起来。倘若他们在一旁听着，就又知道了。我学会了在他们直勾勾的眼神前阅读我脑子里的东西。我苦思冥想，找到了萝拉失踪的本子里的每一句话。我大声地说出来。埃德加把许多句子写入他的本子。我说：你的本子马上也会失踪的，因为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也住在学生宿舍，在乱蓬蓬公园的另一头，一个男生宿舍里。埃德加却说：我们在城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荒园中的消夏小屋。
库尔特说，我们将本子装在一个亚麻布袋里，吊在水井盖子下。他们笑着，总是说：我们。格奥尔格说：吊在一个内钩上。井在屋子里，夏屋和荒园属于一个从来不引人注意的男人。那里还有书，库尔特说。
夏屋里的书来自远方，却知道本市每张脸上的地域特征，知道每一个铁皮羊、每一个木头瓜。酒馆里的每一次滥饮和每一次笑。
我问夏屋的主人是谁，心里同时想：我不想知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默不做声。他们斜着眼睛，沉默停在白色的眼角，即小血管汇集的地方，不安地闪烁着。我赶紧打开话匣子。讲起大礼堂，讲起一只大鞋子的节奏，如何在大家拍手的时候攀墙而上。还讲起举手表决时，呼吸蹑手蹑脚地在木板长椅上方潜行。
我讲的时候感觉到，有个类似樱桃核的东西留在了我的舌头上。真相等待着那些被清点的路人和点着我自个儿面颊的手指。可是一千这个词没有说出口。我也没有说起那只长着铁皮喙啄石子的鸽子。我接着讲山羊和跳远，讲触摸和喝水，讲系在松紧裤带上的箱子钥匙。埃德加仔细地听着，手里握着笔，却一个字也没记到本子上去。我思忖：他还在等待真相，他感觉到了我讲述过程中的沉默。我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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