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没有，我第二天说。我们坐在露天酒馆里。啤酒发绿，因为酒瓶子是绿色的。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用赤裸的胳膊抹去了桌子上的灰尘。可以看见他们的胳膊在桌面什么地方摆过。他们的脑后垂挂着绿油油的栗树叶子。黄叶子还隐藏着。我们碰杯，相对无言。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披在额上、鬓边、颊旁的头发，变得晶莹剔透，因为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上面。或者是因为啤酒咕嘟作响，当有人把酒瓶子放到桌子上时。树上有时落下一片黄叶。我们中间或有人抬眼望去，似乎想看看叶子再一次坠落。下一片即将坠落的叶子他不等了。我们的眼睛没有耐心。我们并不想跟叶子纠缠。无非是想看看那些把我们的脸引开的翻飞的黄点子。
桌面烫得像熨斗。脸上的皮肤绷着。午间的热浪一股脑儿砸将进来，酒馆里空空荡荡。工人们还在工厂里做他们的铁皮羊和木头瓜。我们又叫了一轮啤酒，这样我们两臂之间至少还有个瓶子摆在那儿。
格奥尔格垂下头，他的下巴底下还有第二个下巴。他在自己嘴里面哼一首歌：
金丝雀儿黄又黄
黄得来哟像蛋黄
羽毛软绵绵
眼睛没有光
这支歌在国内很有名。可是两个星期前，歌手们越境跑了，歌就不许再唱。格奥尔格让喉咙里的歌和着啤酒流下去。
服务生靠在树桩上，谛听着，一面打着哈欠。我们在这里不是客，我们瞧着服务生身上油腻腻的夹克，这时埃德加说：关系到孩子的事，做父亲的什么都理解。我父亲就理解那些家伙顺手牵羊把小木人拿走了。我父亲说：他们也有孩子啊，他们的孩子也爱玩。
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不想下多瑙河，不想飞到空中，不想爬货车。我们走进乱蓬蓬的公园。埃德加说：假如该完的完蛋了，那么别人就都可以留下来。他自己都不信他说的话。没人相信该完的一准完蛋。每天都听到有关独裁者患旧疾新病的谣传。这也没人信。可大家还是交头接耳，一个传给另一个。我们也传递谣言，谣言里仿佛潜伏着致命的病毒，最终还是会抵达独裁者本人：肺癌，咽癌，我们悄声说，肠癌，大脑萎缩，瘫痪，血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