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必定要造一个孩子又老是呵护自己便鞋的人。就在我讲述他那最蠢的草、他那最黑的李子、他那些赞美元首的醉醺醺的歌以及他肿胀的肝脏时，理发师给我烫完了出席他葬礼的卷发。
走之前，理发师说：我父亲当年去了斯大林格勒。
我登上火车，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去看腰痛的母亲。田野白褐相间。
我站在灵柩旁。唱歌的祖母拿着一床被子进屋来。她绕到棺边，将被子放在纱幔上。她的鼻子像他的鹅嘴鼻。她照顾他，我思忖，是被他利用了。她的嘴唇宛如一个沙哑而孤独的哨子，无理智地自吹自唱。唱歌的祖母多年来不认识家人了。现在她又认出了父亲，因为她疯了，也是因为他死了。眼下他的心兽栖息在她身上了。
她对母亲说：让被子盖在棺材上吧，雪鹅会来。母亲一只手按住腰痛，另一只手将被子从纱幔上扯了下来。
搜查以后，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总是随身带着牙刷和小毛巾，放在夹克口袋里。他们估计自己会被捕。
为了看一看四角中是否有人翻箱子，早上他们在箱子上放两根头发。晚上头发就不见了。
库尔特说：每天晚上一躺下来，我就觉得背下面有两只冰冷的手。我只好侧过身来睡，把腿蜷缩到腹部。睡觉对我来说简直是受罪。我很快入睡，就像一块石头沉到水里面。
我做梦了，埃德加说，我想去看电影。我新刮了胡子，因为大门口展窗里贴着一条法规，只有新刮了胡子的人才可以离开学生宿舍。我走到电车站。车里面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张标有星期的纸条。我读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直到星期天。我跟售票员说：今天不是这些日子。售票员说：所以大家必须站着。人们挤在后门口。每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们正在合唱。唱得整齐划一，虽然中间隔着个大人谁也看不见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