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在吃饭时说：别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来对付肉的。我的太阳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说土豆和叉子吗，怎么又扯上肉了？她说的是什么肉呀？我的肉体已经被那些幽会搞得颠三倒四了。我做贼心虚，这些词总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击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坚信金色发辫与白色长筒袜的美丽，坚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边形，坚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位于欧洲东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居民除罗马尼亚人外，其余多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一九四一年，德国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二零零二年占百分之零点七。〕的萨克森人〔这一地区的德国人最初来自德国萨克森地区。〕属于雅利安人种。从纯身体的角度来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恶心不过了。和一个罗马利亚人有染，更是种族的耻辱。
我只想离开家，哪怕是要进劳动营。我母亲不知道，她对我的了解有多么少，而且我走后，她想我肯定会多过我想她。这些让我深感歉疚。
除了脖子间围着沉默之羊的圣者，我在教堂内的白色壁龛上还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启动时间”。收拾行装的时候我就想：白色壁龛显灵了。现在就是已启动的时间。我还庆幸自己不用去前线的雪地里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着行装，没有丝毫不情愿。系带子的皮绑腿、灯笼裤和带丝绒滚边的大衣，没有一样东西适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已启动的时间。不管是经历这样或是那样的事情，总之人是要长大的。我想这世界虽然不是化装舞会，但在这深冬季节要被送到俄国去的人，没有谁是可笑的。
一个罗马尼亚警察和一个俄国警察组成了一个巡逻队，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查访。我记不得他们在家里是否说了“劳动营”这个词。如果没说，那么是否提到除“俄国”之外的其他字眼。如果说了的话，那“劳动营”这个词也没有吓着我。战争和幽会的事儿并未让我成熟，十七岁的我心智其实还处在极无知的孩童时代。“水彩”和“肉”这样的词会让我心惊肉跳，而我的脑子对“劳动营”这个词却无动于衷。
那次用叉子吃土豆，我母亲说“肉”这个字点到了我的痛处。就是那次，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在楼下的院子里玩，母亲在阳台的窗口大吼道：“如果你不马上回来吃饭，还要我再叫一次的话，你就待在那儿别回来了。”我还是在下面多待了一会，等我上去时，她就说：
你现在可以收拾书包去闯世界了。你想干嘛就干嘛。
母亲边说着边把我拽进房间，拿出个小背包来，把我的羊毛帽子和夹克塞了进去。
我问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儿啊?
很多人都认为，打点行装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学唱歌或者祈祷一样，可以无师自通。我们从未练习过，也没有箱子。父亲当年参加罗马尼亚军队上前线打仗时，就没什么行李好收拾。部队什么都会发，这是装备的一部分。除了离家外出或是抵御严寒，我们想不出为了什么别的理由收拾衣物。我们手头没有该带的东西，于是就即兴发挥。用不上的成了必备的，必备的就是唯一正确的，而这只是因为手头恰巧有这些东西。
母亲把留声机从客厅拿出来，放到厨房桌上。我用螺丝刀将留声机箱子改装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机体和转盘卸了下来，接下来用软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摇柄的那个洞。箱子火狐红的丝绒里衬，原样保留。还有那个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着小狗坐在留声机喇叭前的图案，图案上方标着“主人的声音”几个字〔即著名音乐商标“HisMaster’sVoice”，中文译为“狗听喇叭”。〕，我也没拆下来。我放了四本书压箱底：亚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尔〔JosefWeinheber(1892-1945),奥地利抒情诗人、小说家和散文作家。〕的集子，还有一部收集了八个世纪作品的诗歌集。我没带小说，因为小说读完一遍，就不会读第二遍了。书上放的是收纳包。里面有：一瓶香水，一瓶TARR牌的须后水，一块剃须用的肥皂，一把剃须刀，一把修面刷，一块明矾石，一块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纳包旁我放了一双羊毛袜（棕色的，里面已塞了东西），一双及膝长袜，一件红白格子的法兰绒衬衫，两条棱纹平布的短内裤。为了不被压皱，最上面放的是那条新的真丝围巾，它印着酒红色的暗方格，色泽亮哑交替。箱子就这样装满了。
接着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发毯（羊毛的，镶着浅蓝与米白色的方格，体积超大，却并不保暖）。卷到包袱里去的还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经穿得很旧了）和一双皮绑腿（老掉牙了，还是“一战”时候的东西，香瓜黄色，带有皮质的小绑带）。
接着来整理干粮袋：斯坎迪亚牌〔罗马尼亚锡比乌(Sibiu)地区的肉类罐头品牌，享有国际声誉。〕的火腿罐头一听，涂了黄油夹了火腿片的面包四个，圣诞节时剩下的饼干几块，装满水的军用水壶一只，带有可当水杯用的盖子。
接着我祖母把留声机行李箱、铺盖和干粮袋放到了门附近。那两个警察说好午夜时分来带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门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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