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向死者表达敬意的方式各有不同。我应该买一束鲜花放在她的墓前，但她的尸体至今还没有找到。因此，我只是从我的钱包里抽出一张1万日元的纸币，交给了在“日本北极星计划”工作的藤原女士。“北极星计划”在东京开设了一条人口贩卖受害者的热线电话，那里的工作人员在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方面卓有成效。
藤原女士说，去年，打给“北极星计划”的电话数量增加了不少，大多数来电者都是韩国和东欧的女性。她感谢我的捐款，并问我是否认识会讲俄语的人。我答应试着帮她找一个。我认为，我不再热衷于记者这一职业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开始采访日本色情业非常肮脏的那一面的时候。
等我真的意识到这种采访耗尽了我的精力的时候，我已经回天乏术了。当犯罪采访记者的年头多了，人会变得麻木。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如果你为每个受害者感到悲痛或者对那些家庭的痛苦感同身受，你迟早会神经衰弱。
谋杀、纵火、武装抢劫、家庭自杀……这些事件都成了家常便饭。这份工作有一种不把受害者当人看的倾向，我有时甚至会因为他们断送了你的休息日或一段计划好的假期而恼火。这听起来很可怕，但的确如此。不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我认为，我对日本的“阴暗面”有了大量的认识。我采访过露茜·布莱克曼案，调查过一个连环杀手，险些触到了一具带电的尸体，目睹过一名男子自焚而死……我认为自己还是相当顽强的——在某种程度上吧。我觉得自己已经变得非常愤世嫉俗了，甚至变得有点冷漠，但是，一个记者心开始凉下来，就很难再热血沸腾。
我们都为自己编织了一层精神甲胄，来应付情绪的波动，保持克制的状态，应付若干个截稿时间……我们别无选择。我采访过歌舞伎町，在六本木搜寻过情报。“女佣站”的女孩们从来不隐瞒她们的整个业务流程。我相当熟悉日本的性产业的合法性。
事实上，我曾经认为性奴的概念完全是那些不了解日本性文化的西方清教徒官僚凭空臆造出来的某种都市神话。但是，我即将得到一次不折不扣的教训。2003年11月的一天，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喂！”我拿起了手机。对方是个外国女性，我认识的外国人里面没有人日语说得还可以的。
我听了一会儿，但还是没有完全听懂她在说什么。“你会说英语吗？”我终于开口问道。“嗯，会说。显然你也会。很抱歉我这口烂日语让你遭罪了。”“你的日语不成问题，相当不错了。不过，既然英语是我们的母语，也许用英语会说得更清楚点，对吧？
”“一个朋友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她是‘爱经’店里的脱衣舞娘，她说你可能帮得上忙。”“说来听听。”“那好，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些新来的女孩——都是从波兰、俄罗斯和爱沙尼亚来的——她们看起来好像是……被迫的。
”“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们是被强迫去工作的，她们得不到报酬。她们就……像奴隶。”“像什么？”“奴隶。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那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我想你可能会说我是个妓女吧，”她直截了当地答道，语气里没有一点尴尬，“我表面上是个英语教师，实际上是靠跟男人上床谋生的。
”“你这么做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当然。不过，他们带进俱乐部的这些新人……她们就不一样了。她们不想干这一行，但被骗了——被强迫——去干这一行。她们总是抽抽搭搭地哭，白天也不准出门。”“我听懂了。”我说。
我知道这种反应很差劲，但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而且我需要时间来消化她说的情况。我问她想要我做些什么。“你是报社的记者。写一篇报道吧。找出事情的真相，曝光那些王八蛋，帮着把那些女孩弄出来吧。”这简直就像是个离谱至极的要求，而且还是一个突然打电话给我的人提出来的。
我正想说我会去调查一下，忽然觉得她的声音有点耳熟：“你说是你的朋友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你。我们见过面吗？”对方顿了一下。“见过吗？”我又问了一遍。“嗯……你在调查露茜·布莱克曼的时候，和那些在酒吧里工作的女孩交谈过吧，我就是那个当面侮辱过你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掌握了从脱衣舞娘、舞女及其他从事晚间娱乐行当的女性那里获取消息的规则。显然，这个年轻女子在我学会那些规则之前跟我打过照面。也许是我当时出言不逊，或者说只是表现得不那么精明老练，不管怎么样，她当时叫过我混蛋，我记得很清楚。
她名叫海伦娜，这当然不是她的真名，但确实适合她。我们在六本木的一家星巴克的二楼见了面。她穿着一条黑裙子、一件紧身的黑皮夹克（里面是一件淡绿色衬衫）和一双及膝的黑皮靴。我必须说，她看起来不错。她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马尾辫，看上去使用的唯一化妆品就是那熟石榴色的唇膏。
她的上唇有一颗小痣。我作了自我介绍，就好像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似的，把我的名片给了她。她当时并没有把她的名片给我，那是后来的事情了。我们谈论了一下天气，喝了会儿咖啡，她就跟我讲起她的故事来。海伦娜是2001年从澳大利亚来到日本的，刚开始是在“贝立兹”教英语，私下偶尔做一做女招待。
一天晚上下课之后，她跟一个学生去喝酒，他是个五十来岁的商人，最后她陪他去了情人旅馆。完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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