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一直忙到除夕的早上这才罢休。无论男女老少都里里外外换上新衣。老人们挂灯笼，家庭主妇忙着祭祖，小孩子则将兜里装满瓜子糖果到处跑。男孩子放鞭炮，那响声就接二连三地闪现。小女孩则挨家挨户看别人家窗户上的剪纸，看哪种图案更妖娆。我是在邻居大嫂家过的除夕，吃过满盘的饺子后，刚回到家里，门就被撞开了。一股白炽的寒气中“嗵”地跌下一个小人，不住地给我磕头，磕得真响啊，鱼纹来讨压岁钱来了。我给了他五十元钱，鱼纹将钱拿在手中，说是要买几个小礼花留待正月十五拿到他爷爷的院子里放。我便问他爷爷在哪个儿子家过的年。鱼纹一梗脖子笑着说：“还不是跟往年一样？爷爷在每个儿子家的炕沿都沾沾屁股，然后就背着手回他自己住的房子。”
鱼纹说，胡达老人在大儿子家抽了根烟，告诉大儿子早些再找个老婆回家，不要把饭桌老是弄得油腻腻的；然后他去二儿子家，由鱼纹给他磕头。鱼纹每年磕头都会得到礼物，前些年是蝈蝈笼、鼠夹子、兔皮手套、松塔垒成的小屋子等等，今年是一条挂狗用的皮项圈。他在鱼纹家尝了一个饺子，嫌那馅不够咸。他去三儿子家吃了块糖，责备他家的灯笼没糊好，把糨子弄到明面上了，一块一块的白点跟长了癣似的；他最后到小儿子家，剥了一个花生吃，紧着鼻子说他家的酸菜缸没伺候好，有股馊味，然后皱皱眉一拍屁股就走了。
“你爷爷年年都这么过年？”我问。
“年年是这样。”鱼纹说，“他就喜欢我，每年正月十五我都去给他放花。”
正月十五的那天早晨，我还躺在炕上借着炉火的余温续懒觉，邻居大嫂忽然慌慌张张地进来告诉我，说是胡达老人没了。我不知道“没了”就是当地人对“死亡”的隐讳说法，以为胡达老人失踪了。邻居大嫂说，鱼纹一大清早起来正在摆弄礼花，忽然从炕沿栽倒在地。他的头被磕了一个包，这时他忽然说他看见爷爷快死了，爷爷正在召唤他，他就撒腿往爷爷那儿跑。胡达老人果然躺在炕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喘气。见到鱼纹来，眼睛里漫出泪水，说了个“戏”字就咽气了。
“戏？”我问。
“戏。”邻居大嫂说。
我在胡达老人的家里见到了鱼纹。他通身披孝，也许因为泪水的浸润，眼睛更显明亮。他见了我，现出一种大人才有的凄凉表情。正月十五的夜里有许多人为胡达守灵，长明灯在寒风中瑟瑟抖动。鱼纹点燃了那几簇礼花。他每放一个都要说话：
“爷爷，快看，这个花像菊花！”
“爷爷，这花跟冰凌花一样白！”
“爷爷，这个花像是在泼水！”
仿佛胡达老人真的用另外的眼睛看到了似的。我问鱼纹，胡达老人死时果真说出个“戏”字么？鱼纹点点头。我想如果不是“戏”，便是“嘻”字了。对于生命的结束来讲，“戏”和“嘻”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胡达老人的死，使乌回镇失去了一个有光彩的人物。我几乎天天都穿着他送我的狍皮靴，用温暖的心境来怀念他。他的手艺真是好，所有的针码都压在靴帮里了，靴口轧着一圈缜密的花边。葬礼过后，雪一场比一场大，人们几乎足不出户在家“猫冬”，只有鱼纹常常到我这里来。他通常是雪住后的早晨来，他带着一条黄狗，狗脖颈处的项圈是胡达老人最后的手艺。鱼纹跟着我学画财神和门神，他每次都带来一张白纸。我教了他一周后，他就能画个大概了。不过他总是喜欢把财神爷的胡子画得又长又飘，就像云彩一样。有时他也帮我烧水沏茶，还帮我抹炕上的灰，他勤快得很。我常常想，要是我能生一个鱼纹这样的孩子有多好。可我知道在城市里是不可能孕育出这样的孩子的。而我在乌回镇又不知不觉丧失了一次可能诞生灵性儿童的机会。
这话还得从你们收到的这张照片谈起。你们真细心，发现它的邮戳不是乌回镇的，而是出自与你们同一座城市的邮局。的确是这样，这帧一次成相的照片是我拜托一个朋友路过我们城市时寄给你们的。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胡达老人葬礼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那天有风，冷极了，镇子里的人传说有几个拍电影的人来了。我走出屋子，发现临江的高岗上果然有一群游动的人影。他们在拍歪歪斜斜的栅栏、木刻楞小屋以及雪爬犁和狗。我便抄着袖子凑过去看热闹。他们共有六个人，是一家海外发行制片公司拍风光片的。其中有一个穿黑色皮衣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个子不高，面目酷似我已故的父亲（红脸膛，很大的眼睛，浓眉），他说话语速极快，在工作间隙不时与他的合作者打趣。他显然也注意到了我，问道：“外地人吧？”我点点头。“写字的？”他略带鄙夷地问我，大约以为我是作家或者记者。“画画的。”我说。“哦，差不多都一样，都得用笔。”他挪揄地说，“在城里呆腻歪了，下乡揩贫下中农的油来了？”
他那无所顾忌的样子，仿佛与我相识已久。傍晚的时候，风住了，可灰云却压满了天空，气压低得很。我正在灶房中淘米，回忆着父亲生前的某些生活片断，他突然笑嘻嘻地像老朋友一样推门进来了。
“有我的饭么？”他问。
我呆立着。
“反正你也得吃饭，多做出一口就行。”他放下背囊，“而且我也会做饭。”
我便毫不客气地把围裙扔给他。我们用牛肉煮土豆，用粉丝炒酸菜，他边做菜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