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
我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总是心怀警惕。文明有时候是个隐形杀手。当我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而战战兢兢地与文明接近时，人适应大自然的能力也在不同程度地下降。战争是和平的敌人，但谁能否认在战争的硝烟中诞生了无数动人的故事，而在和平生活中人们却麻木不仁？更可怕的还是道德。我们所接受的道德观基本是以伪君子的面目出现的，它无视人内心最为自由而人道的情感，而衣冠楚楚的人类却视其为美德。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多么畸形，可它居然被演绎成爱情的典范。而最近轰动一时的《廊桥遗梦》，其实也无非是对传统道德观的一次最积极的维护。道德阻碍了情感的融合，人解决不了这个矛盾，于是就诗情画意地让他们死后的骨灰相会在清风荡漾的罗斯曼桥下，这有多么残酷。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令人肝肠欲碎的爱情故事而流泪，而应该为人类情感所身处的尴尬处境痛哭。对人而言，以道德来压抑幸福和情感，这世界还有什么值得令人动情的事物而让人赖以生存呢？每当我想起这些，内心便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之感。任何独辟蹊径的生活方式便也就屡屡遭到世人的责难和白眼，所以幸福的获得是辛酸的。我非常崇敬卓别林，因为他最为深刻地理解了幸福，那就是有代价的幸福。所以他的喜剧作品让人笑过之后充满凄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作品也就是悲剧作品。我记得他曾经复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侍者端着盘子笑吟吟地走进餐厅，突然被一只香蕉皮给滑倒了，于是狼狈地倒在地上，众人见状便大笑起来。卓别林认为跌倒并不引人发笑，引人发笑的是一个人在瞬间由快乐而突然坠入了忧伤。他的这种理解使我觉得卓别林是一个参透了人世间酸甜苦辣的艺术大师。被辛酸浸淫着的幸福，一定像撒满晨露的蓓蕾一样让人心动。我不知道自己的一生能否获得这样的幸福，因为它到来的过程充满桎梏，实在像船行进在浅滩中一样艰难。
我们站在动物园里看到被关在铁笼子中的老虎时总是充满同情。因为它威风扫地，懒洋洋如肥胖的家猫。可我们却并不知道，我们自身的处境同它一样，只不过我们的笼子是巨大而无形的。我们的激情也如同老虎的威风一样正成为昨夜长风。二十一世纪能真正给予我们一些什么？更高更新的科学技术？如秋水一般波澜不兴的和平？只有教堂而没有监狱的空间？再没有了吸毒和卖淫的人，人人都成为了彬彬有礼、深有教养的文明人？倘若人类果真发展到这种境界，世界还称其为世界吗？我怀疑那时候人恐怕连自杀的勇气都丧失殆尽了。
我太喜欢有个性的生命了，因为他们周身散发着神性光辉。所以我对克隆羊的诞生深恶痛绝，因为它的出现是对共性生命的认同而却对个性生命充满了蔑视和讽刺。可以同一模式复制的生命在我看来就不是生命。生命是多元化的，所以他们的身上能产生绚烂多彩的幻想。人类生命之所以能得以顺利延续下来，也许并不仅仅在于生育（它充其量只是诞生人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而在于绵绵无尽的幻想。如果问我这世界有什么东西是不朽的，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幻想。幻想使内心最深切的渴望与现实拉近了距离，它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沟通的目的；幻想使你最为看重的价值在瞬间得到了认同；幻想能够融化一座巍峨的冰山，能够使河流出现彩虹般的小舟。幻想在幸福与痛苦夹峙起来的深谷中像鱼一样坚韧地浮游，它在你的双足无法抵达的地方，却将你的心拴上浪漫的丝线牵掣到那里。所以幻想是人生存下去的最有力的支撑和动力。我想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只要还葆有幻想，仍然会充满无限的生机而使文化艺术的源流不致过早枯竭。
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有一种骚动不安的感觉，你每时每刻都处在激动之中，以为自己正在笔下创造出诗意的生活。那一时期最喜欢的作家便是屠格涅夫和川端康成，他们笔下的风景和人物很容易与我身处的极北环境达成和谐。那时总觉得与周围的人际关系有着巨大的隔膜，与世界格格不入。十几年过去当我步入中年后，我才明白那其实是青春期的一种可爱的骚动，它带着许多自以为是的虚荣，而与朴素的艺术背道而驰。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师，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引向真正的人生之旅。现在我不太喜欢屠格涅夫了，因为他笔下的悲剧人为的痕迹太浓，而且弥漫在作品表层的诗意氛围太明显。但我仍然欣赏川端康成，我认为只有他真正代表了东方精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贯中西的人只能成为大学问家，而却很难成为大艺术家，因为艺术需要那些偏颇而又棱角分明的人的净化和完善。学问不需要极端，而艺术往往需要，也许这是我个人理解上的偏差。
文学在未来的世纪中还会不会有巨大的高峰出现？我看可能性不大。因为文学不像科学技术，未知的领域仍然很广阔，只要有了新发现就会轰动全球。文学是靠话语来维系和表现的，而话总有说尽的时候。但我仍然对它满含敬意和痴迷，因为它毕竟是使我能够平静跨入新世纪的一把雪亮的钥匙。它虽然如晚风一样令你难以看清，但毕竟你能感觉到它温柔的抚摸和沁人心脾的爽意。而其他的事物绝对没有给我如此经久不衰的激情。我在香火缭绕的寺庙中叩头祈祷的一瞬，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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