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完全沉浸到将要失去对方的心理紧迫之中，以至于其他的内容完全被这种伤感而慌恐的心理阴影所覆盖和掩蔽。我们只是长久地、彻腑地、绝望地彼此爱抚、拥抱。我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晕车感，仿佛一脱离开他的身体，我就会从车上掉落下来。它的意义在我心底已经远离并且超出了“性范畴”。但是，这绝对是我的爱情生涯里最致命、最辉煌、最震颤心灵的一次做爱……
“如果我不走了呢?”莫根平静地说，好像在谈论别人的事情。
我的眼睛唰地一亮，仿佛房间里燃亮了灯光。
但是，我没有接过来他的话。这得由他自己决定。
我继续原来的思路，我说：“明天你离开P城时，我不能去送你了。你会失去控制的，我无法面对你的妻子。”
我嘴上这样说道，心里却在想：我等你的电话，告诉我你最后的决定。
“好吧。”莫根说。
二
我终日守在电话机旁，静静等待那哗然而起的铃声。可是，那个电话机却像一只死猫卧在我的床边一声不响。别人电话打进来，我三言五语就挂断，我只等待莫根的声音。
现在距莫根所乘的QANTAS航班起飞时间只有一小时十五分钟了。我知道我们必是雨散星离，分离在即，一切已是曲尽人散了。
我再也不能迟疑，我必须在莫根从我视线里消失殆尽之前，最后看一眼他迷人的眼睛和身体。这个从不“轻诺”但依然“寡信”的人、这个惯于以诗的伎俩背叛和谋杀的人，我从不相信他的语言只相信他的眼睛和身体。
九月里下大雪，这种自相矛盾的天气和活动背景的确是个难题，我选择不好该穿哪种外衣。像我这种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特别是在意莫根和他的妻子怎么看我)的女人，以什么“外衣”出现在世界上的确于我非常重要。在我心里，“外衣”的重要程度相当于一个人的历史。
也许是由于我对于选择外衣的犹豫，也许是这种矛盾而古怪的天气障碍，反正这一天我永远无法挽回。
当我赶到机场大厅时，那条通往墨尔本的红色甬道已空无一人，像通往太平间的夹道冰冷而凋敝，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生离死别都诞生在这里。
我的心重重地扑了一空，只好颓然而返。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不着家地在外边奔波于办理飞抵墨尔本的签证出境手续。我足足盖了四十九个印章，满载着我们可爱的官僚主义的油墨印泥之香，飞往了墨尔本去寻找莫根的踪迹。
在古老而悠闲的巴斯海峡北端，我穿越那片鲜亮耀眼的旺草地和无数飘荡着亚热带树脂芳香的林木，那条叫做BRUNSWICKPARKSTREET的蜿蜿蜒蜒的小路已伸向我面前。我的心灵曾通过一张张沉甸甸的邮票无数次穿过这条林阴路拥向莫根的怀抱。
透过亚麻色围栏，是一套砖红色别墅。然后是一个栗黄色头发的女人和一条乳白的长毛狗。那女人正在歪歪斜斜的晾绳上恬静地晒衣服。
我走过去，站立在一株庞大古怪、长得瘆人的老橡树的阴影里，把脸颊掩埋在模模糊糊的暗处。我没有自我介绍，只对那女人平淡地说：我来找莫根。
那女人抬起头定神望望我，忽然变得格外吃惊。她说她的丈夫还留在中国的P城，要完成他那首未完成的诗。
我从那女人吃惊的眼睛里感觉到了她所怀的不可思议：一个中国女人跑到外国去寻找一个同样在中国的男人?
我此时眼里放射的光芒肯定能将她手里的未干的衣服点燃。
我不等她惊讶的表情从她那张美丽的脸颊上消失，就慌张又兴奋地逃开了。
莫根，莫根，你在中国。
我买了当晚的加急航班票，经过十几小时的如梦时光又返回了P城。两三天前，这个同样凋零又拥闹的机场大厅，此刻那种生离死别的伤感气息已荡然无存，完全变成了一派大团圆的秋天景观。
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像莫根此时肯定躺在我们有过很多欢乐时光的吱吱乱叫的床上追忆着我的温馨和痕迹。许许多多的燃亮我那沉默记忆的东西，像车窗外边晃动的风景，一一飞掠过去……
可是，当我推开自己的房门时，我发现房间里却空无一人，与离开时一模一样。我注意到我走前扎皮箱的那条带子仍然在地毯上的老地方像一条僵死的长虫；梳妆台上那瓶忘记封盖的银白色指甲油仍然挥发着一股古怪的草香。我的床上和烟灰缸里同样没有一丝一毫的莫根的痕迹。
我怀着希望打开了电话录音，于是我听到了我所熟悉的莫根的声音：
“你吃惊吗?现在已经过了九月十三日QANTAS航班起飞的时间。可是，我在P城自己的寓所里，守在你的照片旁边……”
录音带空白了一段，接下来还是莫根的声音：
“你去哪儿了呢?我已经找你几天了……”
我没能等待那电话录音全部放完就飞奔出去，直奔莫根的住所。
莫根的母亲——一个跛腿而肥硕的老妇人，颤颤巍巍地迎出来。她的右手用一把年代久远的长把雨伞当拐杖，支撑着她那使人感到随时可能轰然坍塌的身体。在幽黯的长廊外边的空地上，她的苍老的声音告诉我说：莫根不在家，他已经离开几天了。
我惊愕不已，急忙问：莫根他去哪儿了呢?
老妇人赤裸裸地用她那怀疑的目光打量了我足足一分钟，仿佛在考虑一个重大的机密是不是可以披露给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她的左手食指与中指之间夹着一根雪白颀长的香烟，缓缓吸着，那一冥一亮的红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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