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屁夫之责。我时刻卑谦地牢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前面两个字和后面两字都不敢稍有遗忘。
本书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本人自费购买的图书、自费上的互联网，以及在街头报摊上购买的报刊。所有费用都是本人合法劳动所得，书中的观点都是自己思考和阅读所得。读者可以看出，本书引用书籍的作者大多是中国古人和西方学者，很少有中国现代的学者。我并没有任何回避引用现代国人的念头，这个结果实在是无可奈何，每每念及，不禁感慨万千。不过，既然生长在中国，我的许多观点肯定是在这个背景的潜移默化中接受的，其中有一些或许受中国现代学者的间接影响。另外，我几乎每天都要上国内的中文网站，在观点上和学识上都从网上文章中获益不浅——这些文章的作者肯定大都是现代中国人。不过，网络论坛上的文章大都是转贴，或几经转贴。读者既不能确定发帖者就是原创者，也很难了解网络作者的真实身份——这却是人们敢于发表真知灼见的最大原因。有时，某条新闻或某篇文章后的简短跟帖使我击节赞叹，或者仰天大笑。我欣赏写者的思考、敏锐、幽默或大胆，又遗憾不能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无法在此列举给我启发者的姓名，只能对那些隐名埋姓的原创者表示感谢和歉意，对转贴者的劳动表示感谢。
自孔子以降，私人著述在中国蔚然成风。但进入20世纪之后，思想禁锢之严厉前所未有，只是到了近些年才有些松动。对于个人，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一本书仍然有些艰难。从2003年开始，这本书断断续续地写了近6年，其中真正用来写作的时间加起来大约是3年。其余的时间或为琐事、或为口而奔波，有时一年多没有写过一个字——这样的时候有过两次。虽然我经常可以心不在焉地同时做两三件事情，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却必须专心才可以写出东西，不能过于为第二天的柴米油盐发愁。一旦因事中断写作，往往需要重新酝酿好几天才能够接上原来的思路。因此，处于良好状态的时候不多，整个写作过程的效率很低。
书中许多引文出自出版时间较近的书籍，引用了时间较近的新闻事件，但这不代表我最初写那一段文字的日期也较近，而很可能是我把新的想法、新的资料加进原有的文字中去了。读书如同堆劈柴，也是“后来居上”。另外，拖延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好处之一是可以使用许多新的资料，或者早已有之的、但作者新近才知道的观点和资料。如果知识和见识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而且减少了一点愚昧，也算在人生岁月无可奈何逝去之时的一个慰藉吧。但无论用多长时间学习，孤陋寡闻都不可避免，有待于大方者指正。
二、致谢和免责
首先感谢我的弟弟。他一直照顾年迈的父母，使我免去许多后顾之忧。我常年漂泊在外，生活无着。如果没有弟弟留在家乡，我真不知道如何能够照应父母。尽管他们一再表示一切都很好，不需要我操心，但我也知道，他们生病的时候从来都瞒着我，就像我瞒着他们一样。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有些艰辛，今天回首甚至觉得有些不堪。不过，幸运的是，虽然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但我从来都不缺少想法，或对想法不能确定。写作一直都比较顺利，从来没有遇到难过的坎。最大的艰辛不在写作本身，而是把想法和论据记下来的时间太久，长时期支付体力和精力的消耗。我本来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真不知道这么长时间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或许冥冥之中有力量在引导和鼓励我吧。当然，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关心和期待，也是我能够完成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不过，我只与少数几位朋友大略说起过一些粗浅的想法，而且大多是比较早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刚开始写这本书，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后会写成什么样子。朋友对我的关心是出于友谊和信任，不表明他们支持我的观点和立场。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关心的是我本人（主要是表现不佳的健康和财务状况），而不是我在写的东西。当然，有几位朋友相信我的能力，他们说过我的书一定会很出色。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听我多闲谈几句，而我也很少有这样的兴致。我曾经为周围无人切磋而略感遗憾，也曾经为长期独居陋室而稍感孤寂。如果不是因为这两点，本书或许可以写得更好、更快一些。不管怎样，现在终于写完了。我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谋生口去也。
感谢杨宁、黄蔚、金鸥、杨锐、王跃华、夏志伟、王子哲、高菁等朋友以及曾经的家人。他（她）们都热情地说过“你如果需要钱，请告诉我”这样的话。名字的顺序以我记忆中他（她）们说这话的时间先后为依据。感谢侯奕萌、潘莉、蒋卫国热心帮助我联系出版事宜。他们还推荐零工给我。有了他们的承诺和实际帮助，我知道在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前总会有一碗饭吃，因此略微安心了一点。毫无疑问，书中所有内容一概由我本人负完全责任，其他任何人都不承担任何责任（编辑例外，他要承担放过我的错字、漏字、衍字、病句的责任，包括引文）。
我不揣谫陋写了这本书。本来没有奢望能够承担如此重任，现在居然坚持到完工。这本书的内容可能有些庞杂，但与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相比，还是太简单了。据《华严经》，在帝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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