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斯坦连接，犹太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一神教。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有波斯，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乡。因此，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古老的农业文明在地理上是连续不断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贸易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亚大草原上，那些流动性很大的游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他们还时常南下侵略，为古文明带去新的血液和新的技术——最显著的是马匹和战车。在古文明中，中国的地理位置最偏僻，与其他文明的距离最远、联系最少，而且人种也不同。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最为独特，但出现的时间也较晚，这是在地理上孤立的代价。不过，即使在史前时期，中国仍能够通过北方草原与西方（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西方）诸文明保持着联系，但紧密程度不能和印度河以西诸文明相比。
今天，人类最发达的文明仍然集中在北半球。欧洲、北美、东亚这三大人口密集区域的纬度大致接近。当然，它们的南北向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10个纬度。其中，欧洲的位置更偏北一些，但因为有大西洋暖流和地中海的影响，欧洲的气候比北美和东亚的更宜人。今天的地缘政治角斗的主战场也在欧亚大陆，以北温带的争夺最为激烈。关于古文明的规律有个小例外。美洲有三大古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其中玛雅位于热带，印加地处南半球。但南美古文明出现的时间较晚，发达程度也较低，规模也不大，而且在欧洲人到达时已经衰落了。欧洲人凭借他们的马匹和钢铁（刀矛、枪支）在新大陆横冲直撞，印第安人毫无还手之力。美洲的地理环境不适合早期文明的发展。即使在后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南美虽然起步比东亚早百余年，但日本、韩国已经超过了它们，中国的发展势头也很好。这里大概也有地理的因素。
法国政治学家让?博丹（1530-1596）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人民和国家的特性。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气候与土壤等环境因素决定了法律、风俗、宗教、勇敢与懦弱。比如，孟德斯鸠有一个结论：“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283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这些观点可以看做是地缘政治学——以及地缘文化学——的早期源头之一。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近代受到批判，美国最好的一些大学甚至取消了地理系。但是，地理对历史影响仍然存在，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相关研究仍非常兴旺，且成果不凡。近年《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年）和《国富国穷》（1998年）两本书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叹。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生物学家戴蒙德提出了他的问题：
地理显然对历史产生了某种影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够说明历史的广泛模式。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戴蒙德的回答是：地理能够说明历史。“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24页。《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他对这些模式的解释。戴蒙德的研究从大约13000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结束时开始。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地理环境仍在决定着各民族的命运。——当然，宗教徒可以认为这是上帝（或真主等等）的安排。——欧洲人数百年来的优势是欧洲地理带来的。戴蒙德说：欧洲民族与非洲民族的差异“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434页。只有清楚地认识到地理的影响之后，人类才有可能借助技术改变人类在环境中的被动，和在不利的地理环境中创造更多的知识和财富。
与戴蒙德一样，兰德斯也相信地理的巨大作用。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国家的贫富与地理有关。兰德斯指出：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第一章标题下的文字，新华出版社，2007年。
类似这样的观点早已存在，在后殖民时代受到批判，那时把南方的贫穷归咎于白种人的剥削（当然有这个原因，但在长时期内，地理和气候的作用更大）。兰德斯又回到了这个话题，并且为地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当然，国家的富饶或贫穷有许多原因，地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商业精神、创新精神都在起着重要作用。兰德斯告诫读者，“地理只是其作用的因素之一”。《国富国穷》，5页。在现代，由于技术的进步，地理和气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被缩小了很多。
现代技术已经缩小了地理造成的差异。移民的流动使得地理对性格、风俗的作用有点模糊起来。取暖、制冷设备的发明，使得寒冷和炎热地带的人们能够像在温带一样有效地工作和思考。发达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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