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严重削弱了苏军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芬兰人同样了解严寒与冰雪，并在战争中充分利用。这场苏芬之战也被称为“冬战”。可以对比苏芬战争和诺门罕战役，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称哈勒欣）是在同一年略早一些时候发生的。1939年5月，日本和苏联军队在中蒙边界冲突。在苏联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打击下，日本的关东军大败。日本从此改变主意，转而南侵。
从秦到清朝中期，对中国的威胁来自北方。中国的统治者也来自北方。这一局势只有几个程度有限的例外。（１）明朝朱元璋崛起于江淮之间，在南京（应天府）建都，北上推翻了蒙古人的元朝。后来威胁明朝的是西蒙古。明成祖时把首都迁到北京，重修长城防备蒙古骑兵。明代在南京正式建都的时间只有53年。（２）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在广西起兵，从广西打到南京，但继续北伐就很乏力，最后被围困在南京消灭。虽然对清廷造成极大的威胁，太平天国没有能够取得全国政权，历时也不长，只能算是扩大版的地方叛乱。（３）国民党从广东出发北伐，夺取了全国政权。不过，虽然号称中央政府，国民党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许多地方军阀不听中央号令，自行其是。另外，当时中国国土上有强大的外国军事力量存在，特别是日本。国民党北伐成功有苏联的支持以及另一些列强的默许。（４）共产党最主要的一支军事力量崛起于江西一带，其军事领导人大多是南方人。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共产党成为北方的割据势力。抗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共产党在东北建立起根据地，然后从东北向南席卷全国，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把国民党打到了台湾。共产党统一全国的地理路线和清朝的非常接近。
b?南方的险阻：群山和瘟疫
北方的军事压力一直主导着中原王朝的对外关系和军事结构。苗、越等族群的众多南方部落是次要的挑战。南方多山地丘陵，水网密布，多是彼此相对封闭的农业区。这从南方方言数量之多、差异之大就可以看出来。在出现饥荒的时候，受灾面积也没有北方大，饥民的数量和流动性都比北方小（在近代，迫于人口压力，南方沿海的居民多向东南亚移民，他们漂洋过海，向海外转移压力）。在北方，流民一直是一个问题，一些王朝就是被流民削弱、推翻的。因此，多山的南方不可能像大草原那样产生地域辽阔的帝国。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注意到南北人士的性格差异。他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清朝时，赵翼注意到南北用兵结果的差异。他说：“有明中叶，战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异者。大率用兵于南则易于荡扫，用兵于北则仅足支御。”赵翼把原因归于南北不同的风土：“可知北强南弱，风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将，北拒者尽庸将也。”赵翼：《廿二史劄记》下，卷三十四之《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62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在“风土”的因素中，“土”是关键，因为“土地”决定“民风”。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时代，人们尤其相信这一点。例如，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专门论述法律与气候、土壤的关系。他认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论法的精神》上，228页）可比较前引赵翼的观点。赵翼（1727-1814）的年代与孟德斯鸠的年代相差不远。伏尔泰（1649-1778）还专门写了《风俗论》。“土”就是地理因素，也包括气候。从他们的评价可以看出，从孔子到赵翼两千余年，中国南北风土的差异没有根本变化。
会稽的位置在北纬30度附近。在春秋五霸中，越国的国都在最南方。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北纬30度以南从来没有形成过强大的政权，不能像勾践时的越国那样抗衡中原国家。正统王朝迫于游牧部族压力而南迁的，最南的首都是杭州不包括皇帝向南逃亡时停留之地，也不包括在王朝末年称帝的皇室成员所在之地，否则中国的国都将一直向南，进入大海（南宋末）或缅甸（明末）。这里也没有列入日本侵华时的陪都重庆。，也在会稽以北。只有在战乱时期，才会在南方形成一些割据政权，如秦末汉初赵佗建立的南越（都城在番禺，后被越南当作本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统王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吴越、闽、楚、南汉等国。北方的五代最后一统为宋朝。宋朝统一了南方，又受更北方的压迫。
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南北地理条件对战争的影响。在汉武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统治初期，闽越侵南越分别又作闽粤和南粤，在今福建和广东一带。闽粤王为越王勾践的后代，在进攻南粤之前３年，闽粤还围攻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汉发兵救东瓯，未至，闽粤退兵。南粤的第一个王是赵佗，都城在番禺。佗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末动荡时，接受秦南海尉任嚣的临终委托，绝新道（秦时新开拓的通往北方的大道）自保。汉文帝时，佗去帝号，成为汉的藩臣。赵佗也是越南正史中的正统国王……南越是汉的藩臣，不敢擅自兴兵抵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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