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此，才有可能增加胜算。减少劫材首先从国内做起。苏联解体就因为它的劫材太多。不仅仅是帝国在地理上的过度扩张（在东欧和阿富汗），也有经济的（援助竞赛）、军事的（军备竞赛）、意识形态的（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统治基础太窄（既得利益者仅限于少数权贵）。这些无一不成为对手的“劫材”。
无论如何减少劫材，被对方“打劫”都不可避免。国家之间都有劫材可打劫。因此，国家需要仔细计算各个劫材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同时确定自己的劫材中有哪些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放弃的。劫材并不是在棋局最后才发挥作用。国家间的博弈虽然有“轮”，一轮又一轮的博弈，但只要有国家存在，博弈就不会结束。无论是第几轮，国家间下的都是相同的一盘棋。它们没有重新开局的机会。所以，劫材的使用是在棋局之中，而不在之末。国家犯下的任何一个错误，都有可能在现在，或未来某个时候（也许几百年之后），结出苦果，被别的国家利用。使局面更为复杂的是，恐怖组织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已经加入到国家间的博弈。它们有自己不同的游戏规则，记忆力更好，也更专注于目标——打劫。总之，国家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适用于一句民间俗语：“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如果一个国家有大的劫材可以被对手利用，就会严重限制它的战略选择，包括对战争的选择。一个不受此限制的国家就会在最后的对抗中占上风。许多劫材是人为的，比如严重的社会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后方非常不稳定。德国支持列宁发动革命。沙皇俄国被推翻之后，陷入内乱的俄国退出战争。不过，俄国革命也波及德国，基尔港的水兵哗变，最后德国因内部问题而战败。长远来看，苏联取代沙皇俄国，德国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对共产主义的仇恨限制了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的选择，导致了德国再次战败——这是德国在帮助俄共革命时所未料及的。历史在这里又显示了无常。
战争是国家间较量的最后手段。在和平时期，国家间的许多对抗方式是经济的。一国经济受制于他国越多，在对抗中就越被动。在19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曾经把持石油，在发达国家造成了普遍的恐慌；在1980年代，美国把粮食出口作为一个手段，要求得到苏联的回报；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西方投机者打劫了东南亚国家多年积聚的财富。西方国家的政府显然从危机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迫使东南亚国家接受它们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条件。中国、日本等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也曾被当作美国的劫材，但美元在危机中贬值。这些国债更像是人质，而非劫材——持有者亏损已经不可避免。
经济的劫材在近期内曾经有过：汇率、贸易顺差、倾销问题、劳工问题、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如玩具）的质量成为劫材，并不是说具体的生产者和监督者没有过错和失误。对于中国来说，仅仅改进质量、纠正错误是不够的，政府还必须对国内消费者担负责任。除了经济之外，中国可以被对手用作劫材的还有很多：台湾、西藏、新疆、政治制度。中国为了保护这些劫材，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比如在贸易上做出让步。台湾问题是大陆的一个劫材，反过来，大陆也是台湾的劫材。海峡两岸曾经为争夺“友邦”而大打外交战。国家利益的范围及规模，与国家的大小有很大关系。与台湾建交的，以及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摇摆的，都是面积、人口和经济规模很小的国家。它们的利益很小，受打击面也就相应很小，它们不担心大陆的报复。这些小国与海峡一方建交得到的好处，可以超过另一方报复带来的损失。
使用劫材有“对等原则”。如果一方不想使对抗升级，在报复时就不会触及对方更大的利益，而是“提”对方对等的劫材。这与战争的“有限目标”是一致的，即战争规模必须和政治目的一致。如果一方可能升级，另一方在决定是否打劫时就会更加小心，不会轻举妄动。打劫与应对打劫的能力与国内状况有很大关系。如果一国在国内有足够“气眼”，遇到外国打劫时就会应付裕如。如果一国政府本来在国内的“气眼”就不够长，那么，在国际政治中就容易处处被动，对各处“打劫”应接不暇，还要抱怨敌对势力太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