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收，结果为世界带来了灾难。至今日本仍不能正视这场灾难。
日本的侵略战争持续了10多年，夺去了大约2000万亚洲人民的生命和6万多西方盟军的生命。其中中国人超过一半，还不包括此前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国人。日本人也因战争死亡了310万。《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3页。在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代价和其他许多重大的代价之后，世人并不知道是谁发起了这场战争，谁是战争的元凶。这和阿道夫?希特勒受到彻底清算不同。在日本，没有一个人是元凶，每一个人都是在执行命令，却不知道是谁的命令。他们都可以声称不承担责任，而日本的最高权力所有者裕仁天皇则被塑造成一个和平爱好者。
既然日本人都是爱好和平的，而战争又的确爆发了，那只能说明日本被迫应战。日本人认为，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日本对美开战的原因之一；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那时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日本还有解放殖民地的使命。这些都是借口。1990年代末开始的日本经济不景气持续了10多年，这与日本官方极力掩饰政治、经济、金融结构中的重大缺陷有密切关系。这些只是内部问题。日本在对外政策中掩饰就更正常了，尤其在侵略、残杀这样的问题上。这种鸵鸟政策大概就是所谓的“耻感文化”吧。
对付这个问题有一些办法。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是“慎独”的修养，在法家则是严刑重罚，在民间信仰中是“头上三尺有神明”，佛教、基督教则为恶人准备了地狱。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是增加透明度和监督力度。对于日本人，大概是现代国际政治文明更有用处。
日本是否接受战败的历史，不再向战犯致敬，还与中国是否强大，能否赢得日本的尊重有很大关系。鉴于这一点，中日的最终和解不可能在近期完成。它牵涉到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仅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是不够的。即使到了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日本的1/10，因为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仅此一项就不足以改变中国人的“低等”形象，更不用说两国在教育、文化和科技上的差距了。如果日本不能改变轻视中国的态度，中国人就不可能改变反日情绪。
在争执的背后还有中国对现状的不满和日本对未来的担心。中国有可能在今后数年内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有点像1980年代美国人对日本的心态。日本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明确说出他们的担心。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美国《时代》有过一篇封面文章：《中国和日本：我们能交谈吗？》《时代》杂志2004年11月29日。，副题是《在多年的不信任和误解之后，亚洲大国仍在挣扎着把过去留在身后》。文章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60年后，日本青年正目睹一场他们认为是剧烈的权力转移，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动力（更不用提军事实力）正在不可阻挡地从东京转向北京。然而，尽管他们承认中国是21世纪的上升力量，许多人讨厌他们所说的中国坚持让他们对问题做出交代，他们相信这些问题很早以前就应该被放进历史之中。
一个事件是否被放进历史，取决于它对“现在”有没有直接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还没有成为历史。中国人的历史纵深感要比日本人强一些，不仅存于“现存者”之间。何况这段历史还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日本领导人仍在参拜靖国神社，向战犯致敬。如果日本人把他们的战犯“放进历史之中”，他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历史。出于国际政治的考虑，中国曾经给予日本太多的宽容，错过了让日本认真道歉的最好机会。中国开始认真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已经是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南京大屠杀等日军在华暴行已经过去了60余年，受害者和目击者都在急剧减少。由于以前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许多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再现，给否认者留下了机会。
日本总是要摆脱不利的事实。1932年12月犬养毅担任日本首相，他公开拒绝国际联盟就日本占领满洲提出的劝告，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比克斯注意到，“其后成为整个20世纪日本外交史上不断重提的说法”。《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171页。现在日本坚持的“摆脱道歉外交”和战前是一脉相承的。问题是，日本在“摆脱”之后的走向也将一致吗？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中曾根康弘在1986年参拜靖国神社。此后陆续有首相向战犯致意。他们不能不引起怀疑和愤怒。在另一方面，日本总会有一些学者和老兵反对否认暴行的观点。有些人采取“工具理性”的治学态度，不偏不倚，有些还站在理解中国的立场上。如大屠杀派学者井上清，老兵东史郎。对日本的走向极端，他们是一个有力的牵制。他们的存在表明了日本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即使他们受到威胁。虽然右翼势力在上升，但良心与和平的力量也不可忽视。
在2002年，中国有人提出了在历史问题上妥协的“对日新思维”，终于在众人喊打之下无疾而终。两国需要突破目前僵局，但民心不可违，中国无法绕过历史问题处理中日关系。如果日本领导人继续否认历史，参拜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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