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了。
易走极端的国家
因为缺乏战略，日本的政策容易被事件拖着走，或被极端分子制造的事件拖着走。这种情形和中国相反。中国一般不缺少战略眼光，但往往被强大的惰性拖住，不能下决心做出选择，敏于思考而惰于行动。每到朝代末期，朝廷就会失去弹性，应变能力变得很差。清末是一个例证。同样受到西方的冲击，日本很快做出反应，开始明治维新，走上了强国之路。清朝却陷入了“体用”的形而上学之争，错失良机，成为日本扩张的首要目标。
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极端：急剧、彻底地抛弃传统。虽然这次极端的行为非常成功，但也很快表现出它灾难性的一面：侵略，而且是不顾实力、缺少战略的侵略。军国主义者坚信，“精神性”可以弥补实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做到了。日本军人的坚韧、无畏和残忍，给对手和平民带来了极大的牺牲。但是这种弥补远远不够，既不能缩小它和美国的工业差距，更不能屈服邻国的抵抗的意志。最终，日本仍没有逃脱战败的命运。
武士道是战败前日本军队的精神支柱，有很大的激进与不服从因素。日本军队的跋扈不仅在中国，也在日本本土表现出来。1930年4月，日本签署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日本右翼反对该条约，当年11月，刺客开枪打死了首相滨口雄幸。这次暗杀和军队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出于军事的原因。1932年5月，海军军官在官邸谋杀了首相犬养毅。陆海军的另一伙军官发动恐怖袭击，向政友会（犬养毅的政治派别）总部、日本银行、警视厅和内大臣官邸投放炸弹，要求废除伦敦海军条约。实际上，犬养毅是反对这个条约的。1936年2月26日，22名陆军下级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官和士兵发起叛乱。叛军攻占了陆军省和警视厅，杀害了内大臣、财政大臣、新教育总监。首相冈田启介仅以身免，他的秘书却被杀害了。
战后，日本的文官政府一直有效地控制着军队。但右翼的政治暗杀行为并没有终止。1960年，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刺杀。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鼓动军队发动1930年代那样的叛乱，然后切腹自杀。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秘密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灵位。
如今，在进入发达国家的圈子以后，日本丧失了前进的目标。有论者指出，日本民族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走向极端：其一是国民丧失了共同目标，其二是在寻找新的共同目标的时候方向出现偏差。埃兹拉蒂在2000年写到：
像目前这样的过渡期对日本文化来说要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更具扰乱作用。当日本人缺乏作为团体行动基础的国民目标时，他们可能变得近乎绝望。在这种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寻找新的行动计划，就可能导致不幸的甚至自我毁灭的转折，就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选择军国主义道路时那样。米尔顿?埃兹拉蒂：《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235-236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
在这本书中，埃兹拉蒂多次做出类似的评论。他还说过：
当旧的模式失灵，日本人失去了他们所亟需的共同事业感，他们为了重新获得那种自己所珍视的感受，哪怕那种新的模式丧失理智或具有毁灭性，他们都可能迫不及待地抓住当时最有吸引力的事业不放。因为日本文化中极少有人能够独立于团体之外来反对团体的指导，所以，一旦人们转向新的事业，就可能走向极端。
日本的历史说明，当围绕某一积极的事业形成共识时，日本文化的天赋就使日本能够实现伟大的目标。但日本历史也暴露了一些日本文化由于丧失了共同目标而迫使它丧心病狂地寻找解决办法时，它就会走向极端并导致自己的毁灭。《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252-253页。
日本现在失去了目标，还没有找到新的目标。这是一段危险的时期，而且将持续数十年。
2005年，在教科书和领土问题上，日本和中国、韩国、朝鲜、俄国都发生了纠纷。这时，日本正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还想把朝鲜拉回到有关核武器的六方会谈中，它的经济复苏也需要扩大出口——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这些努力都需要别国的支持。但是，日本因为自己的言行在东亚陷入孤立。4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者抗议日本篡改历史，并号召抵制日货。美国也不信任日本，它对日本“入常”的支持是虚晃一枪。美国需要维持日本的附庸国地位。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又扼守在欧亚大陆东部之外，这个附庸国是极为珍贵的。美国把它的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东亚，不仅仅是为了压制中国，也有牵制日本的意思。日本修改教科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日本否定它的战争暴行，批判东京审判，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就失去了道义根据。中日之争，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中日都不可能从争执中获益，但日本受到的损失更多。在民众高涨的反日情绪中，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必然受到限制。日本民主党前代表鸠山由纪夫批评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鸠山说：
小泉外交的困境，源于他不以长期战略而凭一时高兴来对待外交。我认为，小泉首相最缺乏的就是仁爱，这给日本外交造成了很大损失。日本《每日新闻》晚版，2005年4月4日，转引自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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