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德国的正常化，德国与法国的密切合作，欧洲将来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立起来。现在欧洲的军事力量是防卫有余、进攻不足，因此对外干涉的意愿不强。
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声音主要来自美国的两个盟友：法国和德国。它们反对的理由更多是地缘文化的。另一个强烈反对的国家是俄国，其反对的原因是地缘政治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对美政策出现了强烈的离心倾向，与岛国英国形成强烈对比。在萨科奇、默克尔执政之后，法国、德国与美国的关系有所好转，但这更多的是执政者的个人倾向，不会改变欧洲大陆的自立趋势。况且，法德已经试图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加强欧洲的全球地位，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长此以往，英国不会找到更好的选择，只能在欧盟框架内增强与大陆国家的合作。
对于美国，欧洲恰到好处的位置在似统非统之间，或“不独不统”：各国不能完全独立，欧洲也不能完全统一。只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才能够遏制俄国再次西进，这是冷战后西方的紧要任务。同时，只有一个分裂的欧洲才能够给美国留下插足之处，才不会成为美国的强劲竞争对手。欧洲已经走上了一体化之路，不会回头。但由于一个组织的规模越大，其内部裂痕就越深，其运作就越难，其效率就越低，而美国就一直在鼓励欧盟东扩。此招实在是一箭双雕。
欧盟内部的三巨头是德国、英国和法国。它们对欧盟政策走向起着主导作用。这三个国家不仅仅是欧盟的一部分，也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彼此之间有所不同。以下对它们分别略加分析。
b?德国：东山再起
德国地处中欧，夹在法国和俄国两个大国之间。当时这两个国家比现在更强大。因此之故，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最重视地缘政治学的国家。但是，政治和地缘政治在德国走上了斜路。地缘政治被简化成军事战略，从复杂的政治问题变成了单纯的军事问题，为德国和欧洲带来了灾难。这条错误的路线是在俾斯麦之后开始的。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努力经常在民意反对下进行。他需要对抗帝国议会的压力，在成功之后，他又受到民众的狂热欢呼。俾斯麦惯于操纵民意，也是鄙视民意的，他认为他更知道他的国家需要什么。然而，在俾斯麦离任之后，德国的统治者常常讨好和屈从民意，煽动民意以在国际上达到某个目的，结果却往往把自己也欺骗了。日本是不知道制定战略，而德国则开始忽视战略。他们的错误异曲同工。
在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德国的高层军事领导人已不再需要克劳塞维茨。那种把战略看得高于一切的信仰，对新（20）世纪的德国人来说，重要的只是必须进行战争，必须采取行动。《剑桥插图战争史》，230页。
基辛格也有类似的评价。他说：
帝制时代的德国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国家利益概念。随着一时情绪摇摆，且对外交气氛极度缺乏敏感度，使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既野蛮又优柔寡断，将国家先是带向孤立，继而走向战争。《大外交》，149页。
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种抛弃战略的政治方面的倾向并非德国所特有，例如，二战时的美国和英国都要求敌国无条件投降。只不过，“在所有欧洲人中间，德国人展示了这方面最强烈的偏向——偏向于将政治认作战争的铁骰子，一旦抛出就得收场的某种把戏。”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引文所出的第一章的作者是威廉森?默里、马克?格利姆斯利。一战前，德国军官明确宣称，德国参谋部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只是学者们的读物。《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4页。他们只要行动，不要战略。这个错误与德国人注重抽象思维的传统相距甚远，但仍比二战前的日本好一些。德军毕竟还有战役的目标，没有被前线军官的阴谋拖着走。德国的军事脱离了政治。因此毫不奇怪，这个具有强大战争能力的国家在20世纪两次走向战争，且不知如何收场。
孤立的大国容易走向战争。俾斯麦不是一个不知收敛的扩张主义者。他的失误在于他的外交技巧太过高明，过于复杂，在他之后的德国无人能理解，更无人能操作。于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左支右绌，最后把自己孤立起来，埋下了战争的祸患。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经济萧条，民族情绪很容易被引向极端，最终出现了战争狂人希特勒。不发动新的战争不符合希特勒的性格。所以战争不停地扩大，一直到德国不能维持为止。从防守出发的德国完全走向了进攻。
德国受到包围是地理事实，也是德国人的心态，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心态。德意志民族长期分裂，部分是法国战略目标的结果。德国又地处中欧，是欧洲各国往来征伐的主要战场。历史地理的事实形成了被包围的心态。这个心态要求奋力向外出击，以打破包围圈。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都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东线的敌人是俄国（苏联），西线的敌人是法国，还有英国，最后还要加上美国。在国内，德国的统治者也在两线作战，既要对敌国作战，又要清理国内的各种敌人。德国不能像英国、美国那样动员全体国民，同仇敌忾，与斯大林的苏联也不同。在战争爆发前，斯大林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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