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必须承认，民主国家一般不会全盘反美，原因是民主国家民众的意见不可能一致；其次是美国是世界上势力最大的国家，掌控全球的很大一部分利益分配。因此，许多人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尽管他们未必赞同美国的政策和行为。
我们可以把上两段中的“美国”换成另外的大国，原理同样适用。美国是现在唯一的超级大国，控制别国的能力最强，所以在这里以它为代表讨论国家间的操控问题。其他国家也同样试图影响别国的外交政策，使之对己有利。中国通常的方式是影响在华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大合同和优惠条件为诱饵。但是，这种以大公司为代理人的做法代价高，收益的时效短。
美国经常以价值换取利益。价值为利益服务，最终必然会损害价值。与这种做法非常类似的事情有两件：其一是教会和传教士以上帝的名义胡作非为，谋求私利，作为一个主要诱因，在欧洲激起了宗教改革，在中国则激起了义和团；其二是在“文革”期间，中国官方要求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个要求被彻底贯彻了，结果是中国彻底失去了文学艺术。
e?美国的战争理由和学术传承
日本的外交和战争通常避免承担责任。日本在战争问题上倾向于贼喊捉贼，或者发动偷袭，然后把责任推到对方。与日本不同，美国发动战争需要一个酝酿过程，一个明确的理由，尽管有时是牵强的理由。有一个笑话说：
一个美国人与几名外国人一同去荒野探险，被强盗抓住了。强盗要杀死他们，但可以满足每人一个临终愿望。其他国家的人提出了最后请求，法国人求美食，意大利人求美色，不一而足。唯有美国人请求强盗狠狠踢他的屁股。强盗哈哈大笑，满足了美国人的要求。然后，美国人拔出枪来打死了强盗。大家都很奇怪，问美国人：既然你有枪，为什么不早点用呢？美国人答道：如果他没有侵犯我，我有什么理由杀死他？
有人问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为什么他能够在美国的家门前，和这个超级大国对抗达数十年之久？卡斯特罗回答说：“我们没有给它入侵的借口。”猪湾事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但登陆的都是古巴流亡者，美国情报人员没有直接参与。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苏联把核导弹运到了古巴，对准美国。这时，美国也许有了充足的借口入侵古巴，然而风险太大。冲突可能引发同苏联的核战争，至少肯尼迪总统和他的班子这样认为。美国施加了外交、军事压力，迫使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除了这一次，卡斯特罗再也没有踢过美国人的屁股。所以，中央情报局策划了数百次谋杀，企图杀害卡斯特罗，美国军方却没有对古巴发动战争。
其实，即使强盗不踢美国人的屁股，在他准备杀死美国人之前，美国人也会拔枪自卫。但一般说来，美国总是寻求把冲突的责任推给别人，无论它的借口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并愿意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寻求战争借口要求美国把屁股放在显眼的地方，往往还要等待很长时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是在战争的中期参战的，那时双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遍体鳞伤。美国政府需要参战，但德国的潜艇战是美国参战的直接诱因。虽然是为了赢得胜利，美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算是坐收渔人之利，却比它一开始就卷入战争减少了很多损失，保存了更多的实力，因此拉大了与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这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一个要诀。
美国是一个注重法律和道义的国家，因此，战争借口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亨利?基辛格说过：“就算一场新的冷战不可避免，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假设，一项明智的美国政策应当是寻求把冲突的责任推给北京，以避免美国的孤立。”《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169页。这是典型的美国想法。与基辛格的建议相对应，一项明智的中国政策应当是避免承担冲突责任；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把责任推给华盛顿。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决策者应该向卡斯特罗学习。是否参战取决于对利益和实力的判断，而卷入的方式与冷战或热战无关。如果美国认为一场新的冷战（或热战）是必要的，它一定会积极制造借口。因此，应该特别警惕美国撅起来、伸过来的屁股。那未必是示弱。
虽然在经历了千余年残酷的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之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大都进入了宗教宽容时代。但是，一神教对“异教徒”的排斥、基督教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斗等思想却在美国政界得到很好保存，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只不过披上了一件世俗的罩袍。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人就谋求改变世界。他们要改变欧洲的旧世界，希望铲除异教文明，希望消灭德意志帝国、苏联帝国。立场都是把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国家。
上帝选民和善恶大决斗的观念起源于宗教，已经融入基督徒的思维之中，并向外传播。作为基督教最后一个情绪昂扬的大国，美国必然和伊斯兰教徒——尤其是激进者——发生冲突。他们的目标都是消灭对方。在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受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外交，在思想上与穆斯林恐怖分子没有本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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