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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钱军说，“做什么都要专业。只有专业的，才可能是最好的。海归老板虽然懂得商业计划书，但真要具体制作起来，肯定不如我们专业。国外融资注重规模，动辄几千万美元甚至几亿美元，如果为一个小小的商业计划书耽误大事，太不值得，所以即使海归企业家自己会做，他们也还是交给专业机构制作，这样保险。”杨达昌听到这里，已经再无话可说，再说，就显得自己太无知和太小气了。
当老板的人当然不能承认自己无知，更不能承认自己小气，所以，当即与对方签订了招商引资委托代理合同。作为落实这个合同的第一部，就是花十万块钱请对方代为制作符合国际标准的中英文对照的商业计划书。从投资咨询公司回来后，杨达昌很高兴，因为对方答应一次为他们引进国外资金一亿美元，而且是十年长期贷款，利息只有百分之四，比国内银行同期利息低多了。杨达昌想，一亿美元就是八亿多人民币，即使什么事情不做，用来买国库券，赚中间利息差，不想当大老板也困难了。
杨达昌当即向庞士伟承诺，如果引资成功，一定重奖庞士伟。庞士伟说不必，只要帮我弥补编织袋生意上的亏空，把欠乡亲们的钱还上就行了。杨达昌当场答应，说没问题。在此后的工作中，庞士伟更加热情主动，完全把杨达昌的事情当作他自己的事情。那是一段幸福时光，庞士伟甚至有点感谢玩编织袋骗局的骗子。如果不是那场骗局，他就不可能认识杨达昌，不可能来深圳，最好的结果就是在武汉的汉正街承租了两个铺面，然后再转租给外地人做生意，自己赚点租金差，维持着，而现在，自己来到了深圳，没费多少周折，一下子就成了深圳一家非常具有战略前景的高科技企业副总，并且现在在自己的努力下，公司马上就能从国外大财团引进一亿美元的资金。一亿美元啊！合多少人民币？
这真是在深圳，如果在家乡红安，甚至在省城武汉，别说一个亿美元，就是一个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起码也是省政协常委了吧？庞士伟甚至已经想好了，过一段时间等资金到位，自己也不要什么奖励了，干脆拉着杨达昌跟他一起风风光光回一趟红安，做一些考察，寻找一个好的投资项目，或者直接把本公司拳头产品的其中几个部件生产厂建在红安。反正工厂建在哪里都是建，凭他和杨达昌的关系，估计问题不大。逮着一个合适的机会，庞士伟把自己的想法对杨达昌说了。
说以前资金不足，公司的产品配件基本上都是委托加工的。等一亿美元倒帐了，可以自己办工厂。不仅质量能保证，而且也能降低成本。杨达昌说是，从长远的发展来说，自己投资建厂当然好。庞士伟说不一定要自己投资建厂，那样多麻烦多费钱，现在内地很多国营企业揭不开锅，随便收购一个或承包一个就可以。杨达昌说是，这样最好，就是有钱了，也不要做无谓的投资，能省则省最好。庞士伟进一步说，别的地方他不敢吹牛，如果回红安，他还是有点关系的。红安县农机厂现在就基本上停产了，但厂房设备和技术工人还在，只要我们能给工人发工资，能在地方上缴税，白拿来用都行。庞士伟这样说也不是吹牛，当年他被竖为典型上报纸做报告的时候，就有对他说过这件事情，并且还鼓动他去承包县农机厂。
当然，庞士伟向杨达昌提这个建议也有他自己的小九九，就是想着一旦杨达昌去承包红安县农机厂了，他就可以把自己的老婆段诗芬安排进去。段诗芬现在已经落实县城户口了，但是并没有落实县城工作，这事情成了庞士伟的心病，杨达昌知道。杨达昌对庞士伟说，是不是去红安投资到时候再说，一旦资金落实，公司的事情就会很多，你可以先把弟妹接到深圳了，先到公司帮忙，等将来真打算去红安办厂了，正好可以派弟妹去张罗。这是庞士伟最想听的话。杨达昌这话说的比庞士伟心里想的还要好。可是，这一切是否梦想成真，最关键的还是看那一个亿资金什么时候到位。
庞士伟完全泡在投资咨询公司那边，天天盯着这件事情。由于庞士伟盯得紧，投资咨询公司不得不优先为他们制作商业计划书。要说这个《商业计划书》，做得确实不含糊。中、英文对照，配彩色照片，精美装订。不仅庞士伟看了高兴，杨达昌看了也认可，当场爽快地支付了制作余款。看着精美绝伦的《商业计划书》，庞士伟仿佛看见了一亿美金的票子，看见杨达昌接受他的建议果然去红安开工厂了，看见他老婆段诗芬当了厂长，英姿飒爽地指挥着工人日夜加班，抓紧生产，完全是一副都市成功女性的形象，看得庞士伟舒心，非常自豪，自豪地向旁边人介绍：这女厂长是我老婆。
“不是！”女厂长段诗芬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是你老婆了！”庞士伟吓了一跳，醒了，发现原来只是一场梦。尽管是做梦，但庞士伟还是有些不安。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梦，预示着可能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能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呢？难道真的是自己的老婆变心了？假戏真演了？应该不会。庞士伟又想，都两个蛙崽的妈妈了，还能蹦腾个什么花样来？不想啦不想啦，庞士伟最后想，还是先做工作，把资金落实最重要。按说商业计划书完成之后，下一步就该进入实质性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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