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干得相当低级。为什么？这就是临退休之前捞一把的心理，让他鬼使神差张开了贪欲之口。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郝和平的绝对权力。很多贪官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去贪污、受贿，就是因为他手中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根本不用自己开口，就会有人大把大把地给他送钱，在这种“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之下，郝和平不受贿反而显得与别人格格不入了。所以，郝和平不但受贿了，而且受得心安理得。
绝对权力、贪财心理、灰色收入，让郝和平这样一些曾经掌握实权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行举手之劳，满足自己的贪欲，最终用串钱的绳子，把自己的手脚给绑住了。所以，尽管郝和平这样的高官的合法收入本来已经很高，但在高消费的巨大诱惑面前，他们却难以自持，尽管高消费并不意味着犯罪，但不断接受别人的“邀请”去玩乐，往往就是犯罪的开始，逐渐陷入别人设好的“金钱陷阱”，其后果自然可以预料。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悲哀地看到“潜规则”的存在。一位医疗行业的业内人士说：“医疗器械产品要想畅通，不仅要打通医院，还要把监管部门奉若神明，工商局、卫生局、税务局、药监局，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药监局。”
医疗行业可以牟取暴利，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不遗余力打通审批关节，毫无疑问是获得暴利的“敲门砖”，郝和平就是被这些“敲门砖”拍下马的。
打点掌握审批大权的官员，已成为很多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和“潜规则”，从而形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因为“审批”的存在，产下“关系经济”这枚“坏蛋”。
我国虽然已不再是计划经济，但也是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审批在市场经济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就有权力寻租的可能。许多监管部门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公平行政的作用，所导致的市场行为也不可能是公平市场行为。
这种把官员和商人捆绑在一条利益线上的“潜规则”，导致“官商一家”的腐败行为是很显然的。说穿了，这就是在“审批”的绝对权力之下形成的一种关系经济。
我们过去只是把这种规则叫做“走后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