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手反击，将艾绪强打倒在地。艾绪强滚下楼梯后，还没等起身便被另一位警察摁住。
艾绪强被迅速带离现场，只留下王府井大街上一片血淋淋的现场和一群惊恐的路人。
这起血案只有短短几分钟就落下了黑幕。但是，艾绪强留给王府井和人们心理上的恐怖阴影才刚刚开始。艾绪强被捕后，一场关于仇富心理的大讨论在全国各大媒体展开。在这种讨论声中，艾绪强制造的血案被搁置一边，艾绪强的形象从滥杀无辜的报复社会慢慢变成可笑的“替天行道”，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个口口声声要为河南人出气的杀人恶魔，从被可怜变得有点可爱起来，差点没变成英雄好汉武二郎。
艾绪强被大众无意识地误读了，艾绪强自己似乎也把自己当成了河南人的“民族英雄”。
其实，这个面貌猥琐、无一技之长、蓄意制造个人恐怖主义报复社会的艾绪强，肯定没有资格代表河南人出这口气。他的这个杀人借口，只不过是给自己的身上披上了一层羊皮。
很显然，乡村主人艾绪强进城后变成了都市边缘人。我们同情关怀弱者，但是，弱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任何人都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力。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当一个人受到不法侵害，法律和社会不能为之伸张正义时，个体对压迫者、剥削者实施报复尽管法不可恕，但情有可原。如果艾绪强撞死的是拖欠他工钱的人，或者欺负过他的人，我们也许会为他惋惜、同情，甚至会同声呼吁留他一条命。但是，无论受了多大的冤屈，拿无辜的、素不相识的路人开刀，只能证明此人是个是非不分、丧心病狂的道德沦丧者，或者说丧失了起码做人的资格。
在我担任政法记者的5年之间，我采访过上百起刑事案件，常常跟那些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犯罪人员打交道，我也亲自采访过几十个死刑犯，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能让我找到哪怕一点点的理由，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原谅或者为他们的犯罪找到一些开脱的说辞，为此我还被同事和领导多次指责过“是非不分”，因为我一直坚信，任何人的犯罪都是有其人性原因的，我希望给那些血腥的犯罪罩上一层温情的人文关怀。包括杀人如麻的武松，我们不是都可以把他称作好汉了吗？但是，对这个已经失去人性的艾绪强，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一点能够可怜他的蛛丝马迹。
艾绪强自身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沦丧，导致他成为残害无辜的刽子手。当一个人丧失了人性，尽管他还披着人的外壳，但在精神上他已与野兽无异。
我从未在文章中对任何死刑犯作过如此恶劣的评价，但是，对于这个艾绪强，我实在不能不这样说，不然，我对不起那3名无辜者的在天之灵，也对不起已经伤残的6位受伤者留在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痛。尽管艾绪强年迈的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会因为痛失亲人而悲伤，但是，那不是艾绪强亲人的错，而是艾绪强自身的错。在艾绪强制造血案之后，他的所有亲人都没有到庭参加庭审，他的父母也已经离开居住多年的兰桥村不知去向。也许，他们并不是仅仅为了躲避可能因艾绪强带来的债务，而是为有这样一个亲人感到耻辱吧。
血案惊天，地域歧视却成为杀人借口
案发后，对于这起不可思议的惨案，警方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尽管艾绪强所犯罪行不可饶恕，但为了保证艾绪强的权利不被侵害，警方为艾绪强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认为艾绪强既往患有神经官能症，但实施犯罪行为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对于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艾绪强供认不讳。很快，警方将此案移交检察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很快又将此案公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上，艾绪强出庭受审，公诉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艾绪强犯有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开庭前，被害“的哥”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默默地走进法庭。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发黄的结婚证。“我们结婚都快20年了……”刘荣霞声音哽咽，“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他（艾绪强），为什么要扎死我丈夫？我们跟他无冤无仇……”刘荣霞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一滴滴地落在结婚证的照片上……
艾绪强有六个兄弟姐妹，有两个在北京。法院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已经通知了他们，但从开庭到宣判，艾绪强的亲属一直没有露面。
艾绪强被带进法庭，他个子不高，目光冰冷，身形甚至有些瘦弱。面对记者的镜头，艾绪强面不改色，哪边相机的闪光灯闪亮，他就把目光转向哪边。当法官对艾绪强讲明为他指派了律师后，艾绪强大声说：“我要自己辩护。”
根据艾绪强自己的供述，他在家乡时曾经受人欺负，后来又和妻子离了婚。艾绪强就来到北京打工，2000年到京后一直做农民工，开铲车。“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声音洪亮地说。而公诉人和艾绪强在法庭上的对话，引发了旁听席上的欷歔不已。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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