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堪忍受的沉默没能持续多久，屋外响起尖锐的空袭警报，很快天空中传来日本飞机的呼啸和扫射声。会场大乱，人们纷纷跑到屋外去躲避。罗卓英趁机抓起帽子，连蹦带跳地逃走了。屋子很快空下来，会场上只剩下两个面对面坐着穿军服的人：一个是衔着雪茄烟满不在乎的英国绅士亚历山大，一个是抽着烟斗若无其事的美国将军史迪威。
“先生，我能帮什么忙吗？”四目相对，这回亚历山大没有摆架子，诚心诚意地问。
史迪威朝他探了探身子，嘟哝了一句《圣经》上的话：
“洪水到来的时候，先知说：‘有罪的人们，从头开始吧。’”
“不错，让我们从头开始吧。”亚历山大挤挤眼说。
他们笑起来，碰了碰咖啡杯，彼此感到接近了许多。后来亚历山大没有食言，他果然在印度给史迪威提供了许多方便。
意外的情况突然发生了：一颗炸弹落在了会议室门外的花台上，猛烈的气浪掀掉了门窗和半个屋顶，掀翻了会议室里所有的桌椅和陈设，浓烈的硝烟和灰尘弄得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当人们冲进屋子里抢救两位总司令时，才发现两位绅士被压在桌子下面，弄得一头一脸都是灰土。日本炸弹威力尚不算强大，否则盟国政府当天就会向全世界发布一条令人悲痛的讣告。
四月二十八日，腊戌失守当天，负责防守腊戌的第六军军长甘丽初逃到畹町，又同刚刚开到畹町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一起钻进装甲车，一口气撤退到三百公里外的保山。
二十九日，罗斯福总统从大洋彼岸打电话给委员长，保证美国一定要“打破日本的封锁，重新找到一条把飞机和军火送到中国的有效途径”。
三十日，鉴于日军两翼继续推进，盟军加快撤退步伐，史迪威两次电告杜聿明向印度境内转移，被置之不理。
三十日下午，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上将悄悄离开指挥部不辞而别。他带了一排卫兵强行征用一列火车，押着司机开往密支那，准备从那里登机飞回重庆。不料这列不安计划运行的火车只开出二十五英里就与另外一列货车迎面相撞，致使本来就极度拥挤的铁路因此中断两天。罗卓英的逃跑行为无疑给中国军队的失败再涂上一层怯懦和可耻的色彩。
“我的天！这头脏猪怎么没被撞死？！”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难道委员长竟相信这样的人能够打胜仗？！”
第二天，亚历山大把他的司令部撤过瓦城大铁桥，开始向印度转移。桥对岸，史迪威和他的助手还在试图说服那些后到来的中国军队撤到印度去。他告诉中国人，他一定要从印度发动反攻，重新夺回缅甸。他需要中国军队保全实力。
但是他的努力收效甚微。
在这场灾难性的国际大撤退中，每个中国将军都对前途丧失信心。失败已经使他们人心惶惶，反攻缅甸更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他们只想快快回国，逃出这场可怕的灾难。
在去向问题上，绝大多数中国军官都自觉站在杜聿明一边，齐心协力带领队伍往北赶。
只有一名中国师长例外。新编三十八师少将师长孙立人接受了史迪威忠告，他在经过了再三观望、权衡和犹豫之后，终于放弃了拼死回国的念头，在最后时刻把队伍拉上了通往印度和保存实力的康庄大道。
五月一日，史迪威同最后一批后卫部队撤过瓦城大桥，桥上已经空无一人。一队英国工兵正在执行亚历山大的炸桥命令。美国将军神情黯然地伫立在西岸的山坡上，久久不动，一任江风拂乱花白的短发。
这天，一个叫海萍的中国随军记者偶然与史迪威相遇，他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云南日报》上撰文写道：
“……五月二日，正当我们同英国友军在路边道别的时候，史迪威将军刚好带了他的小队随员从这里经过。我们原来听说他早已飞回重庆，又说他到了印度，孰料他却在尾随我们大军一道进退。以他那样高年，还是那样风尘仆仆在战场上转进，真让人不胜敬佩……”
二日凌晨，一声巨大的轰响伴随耀眼的火光冲天而起，瓦城大铁桥被拦腰炸成数段，跌入滚滚江水中。铁桥的命运象征着大英帝国在缅甸的彻底失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远征军踏上退出缅甸的苦难历程。
3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波涛汹涌的日本海，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美国特混舰队在夜色和浓雾的掩护下悄悄接近日本西海岸。
上午八时，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掉头迎风，十六架经过改装的B—25轰炸机被依次送上甲板跑道，发动机的怒吼打破了海面的寂静。领头起飞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就是美国著名的飞行英雄詹姆斯·哈罗德·杜立德中校。
杜立德中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王牌飞行员，世界飞行纪录保持者。挑选他来指挥这次特别行动不仅因为他具有高超的飞行技术，还因为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
八十二十七分，最后一架B—25怒吼着从甲板上飞向阴霾沉沉的天空，所有舰队官兵都在舰桥上列队肃立，向这些勇敢无畏的飞行员行注目礼。机群在舰队上空绕了一个圈，就编出整齐的队形向日本海岸飞去。
两分钟后，警铃拉响，舰队司令威廉·海尔西中将命令撤退。因为日本人一旦发现美国飞机，就会派出舰队拦截航空母舰。舰队在海面上划出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然后全速向美国阿留申群岛基地急驶而去。
上午十一时，帝国首都东京一片和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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