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河流？这分明是一条咆哮的巨龙！奔腾翻滚的浊浪像拥挤在一起的怪兽，以极快的速度沿着陡然变宽的河道往下游冲撞，山崖、土坡、树木、房屋，凡是它碰到的东西，都在一种不辨其貌的雄浑声响中被无情地吞噬，不留一点儿痕迹。
大坝工地上完全变成了战场。
民工们已经疯狂了，他们浑身一丝不挂——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会一丝不挂——呐喊着，奔跑着，把能够抢到手的任何东西抱在怀里，扛在肩上，送到地势高的地方。他们身上涂满了泥浆，就像是一尊尊会活动的泥塑，xxxx和睾丸瑟缩在一起，看上去不过是挂在两腿之间的一个泥团。
就是对异性再没有了解的人也能够想象那个泥团是什么东西。
女知青们被吓呆了，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加入到那些裸体男人中间去。
只是零点几秒钟的迟疑，随后，她们就义无返顾地冲到那些人中间去了。泥浆和共同的奔跑很快使她们和他们融合成为一个没有区别的群体。
那一年我十八岁，我的那些同学也大致都是这个年龄。我想，所有出现在那个场合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看到、听到、闻到和从精神上感觉到的东西。
我相信，那种记忆将会伴随所有人的一生。
我记住它还不仅仅因为这些东西。
崤阳县革命委员会当时还是一个巨大的平房院，据说这个结构复杂的院落是崤阳历史上最大的地主陆子仪建造的，一九三一年闹红的时候被红军没收，一直作为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办公的地方。
也许因为在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呆得太久，我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尺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这个院落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感觉它异常庞大，相对来说，自己异常渺小，说话的声音似乎也有了约束。那个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必定有高音喇叭没时没晌地播放革命歌曲。所以我在会议报到处报到的时候，简直听不见大会工作人员的叮咛，不知道应当到哪里寻找住宿的地方。
这时候，一个动听的女声在我耳边响了起来：“男生在三区，我知道，我带你去。”
我抬起头——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和说话的这位女知青同时认出了对方。
“苏北！”
“郭焰！”
随着一声惊呼，我们不是靠得更近，反而都后退了一步，惊喜地互相看着，然后，我们又同时问对方：“你怎么会在这儿？！”
郭焰说：“走！我带你去住的地方。”
我们从报到处走出来，沿着一条窄窄的甬道往大院后面走。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插队了呢？我一直以为你去了内蒙古。”
“嗨！一言难尽。”郭焰说，“走吧，我先带你去住的地方。”
她大大方方帮助我拎起行李（顺便交代一下，那时候到县上开会都是自己带被褥）。我怎么好让她帮我拿行李？我硬从她手上把行李夺了过来。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北京西城区西四附近的丁字街一座小楼上当红卫兵广播员。这个广播站是北京著名的红卫兵组织西城纠察队专门为外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学生进行革命宣传设立的，广播毛主席最高指示、作为全国人民思想指导的报纸社论以及红卫兵报纸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和传单等等。我已经记不得当初是怎样当上这里的广播员的了。
平时，总是由一个左腿有些残疾的高中生给我送来需要广播的材料，这个人其貌不扬，脸色蜡黄，像是长期生活在困苦之中的人，但是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干部子弟，是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组织五大领袖之一，红卫兵报纸上很多著名文章都是出自他之手。
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阳光灿烂，广播室里闪射着太阳的笔直光线，整个屋子都像被某种神奇的东西点亮了，一切物体都显现出极为清晰的线条，广播器材反射出高贵华丽的光亮。那天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四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日子，街道上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往西单方向涌流，然后折返到天安门广场去了。
我的心情好极了，提前开始广播。
我感觉到身后的门被打开了，感觉到进来了一个人，我以为是那个著名的红卫兵领袖送材料来了，就没有在意，继续广播。等到我广播完那篇文稿，关上麦克风，改为播放毛主席语录歌曲以后，才站起身来。这时候，我才蓦然发现，来人不是红卫兵领袖，而是一个身穿褪色绿军装的姑娘！
如果仅仅是一个姑娘倒也罢了，我想我还不至于惊慌失措，问题是，这是一个极为漂亮的姑娘——漂亮得让人窒息。她皮肤白皙，鹅蛋形的脸孔上镶嵌着一双梦幻般的眼睛，这双有些睨视的丝绒一般的黑眼睛灵活、明亮、光彩夺目，像两颗星星一样放射出清纯的目光，但是她笑眯眯地看着的仿佛不是我，而是我身后一件让她感到惊讶的事物；两条漆黑的眉毛在光滑的前额上显得十分触目，那是只有纯洁的少女才会有的边际清晰的眉毛，看上去它们好像不大对称，一条显得比另外一条高一些，然而这并不影响你做出“这是天底下最漂亮的眉毛”的判断；一缕金色的阳光从身后照射着她，她的耳朵就像是半透明的一样，在几根头发的衬映下，简直有一种超凡入圣的效果；她那已经稍稍隆起的胸部在军装下面平静地起伏着，就连最没有想象力的人也会想到那里躲藏着一对正在发育的坚挺的Rx房（或许正是这种想象或者类似的想象，才使男人在漂亮女人面前总是感到窒息）；我感觉到她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