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车子掉头回去。
我们走下只能步人的码头。
码头陡峭、狭窄，仍然是老样子，亘古不变。我弟弟说你当了副市长，别说是修码头，连造桥的可能性都有。我回头瞪着弟弟，“谁说我要当副市长了？”
“报纸不是登了吗？”弟弟说，“你和李哥都榜上有名。你是第一名。”
“那只是笔试。”我说。
“你是第一名呀！”
“那也只是笔试。”
“面试呢？”
“不知道，”我说，“考砸了。”
弟弟表情一僵，手里的行李掉下，滚了两滚，被我用腿拦住。
我看着乱神的弟弟，“我都不慌，你慌什么？”
“乡里的人都认为你是十拿九稳的呀？！”弟弟说。他是车子经过乡政府的时候跟我回来的。“那李哥呢？你第一名都没希望，他不是更没希望了？”
“正好相反。”我说。
弟弟疑惑的眼睛看着我，“不会吧？”
我看着裸露的河床和清细的河流，“你等着过桥就是了。”
我捡起行李，重新交给弟弟。
“李哥就是当了副市长，也不会给老家造桥的。”弟弟说。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水边。接我们的渡船正在靠岸。
“李哥在省里当那么多年的处长，手里又有权又有钱，乡里打了无数次报告，送给他，要修这个码头，”弟弟继续说，“就七八万块钱，可到现在毛都没有。”
“说明他廉洁。”我说。
“屁！”弟弟冷冷一笑，“是胆小怕事，对家乡没有感情，明哲保身，怕自己的上头说他徇私，就不怕乡亲戳自己的脊梁骨！”
我看着尖锐的弟弟，说：“幸好我没当官的希望了，不然我也会遭乡亲们的骂。”
弟弟看着我，说：“哥，上船吧。”他神情落寞，像是对我很失望。他也许想不到他敬爱的哥哥竟是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人，考得上博士，却考不上一个副厅级的官职。他不相信当官比当博士、教授还要难。我弟弟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却轻易地考上了村干，又考上了乡干，还入了党，对他来说升官肯定比升学容易。他现在是菁盛乡党委的宣委，副科级干部。
渡船的船夫是我堂叔的小儿子，他摘下斗笠后我才看得出来。可我知道堂叔的小儿子几年前考上了大学，现在怎么当船夫了呢？
“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就回家待着，”堂叔的小儿子说，“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他边划船边吟诵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词，“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我、曼得拉和我弟弟听着堂叔的小儿子念念有词，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堂叔的小儿子回过头，看看我，苦笑着，说：“堂哥，现在我可是我们村历史上最有文化的船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看着河心的水，说：“我想这河里，一定会有会作诗的鱼，因为它们在水里，天天听见你吟诗诵词。”
母亲绷着脸，瞪我。
我说：“我是发财了，也要当官了，没错。”我想起李论给我母亲的一千块钱，把它掏出来，“喏，这是奖金，我考官考了第一名，奖给我的。妈，给你。”
母亲仍然绷着脸，瞪我。
看着母亲威严的眼睛，我不敢再骗她。
“我和曹英离婚了。”我说。
母亲没有说话，她蓦地站起来，走到墙边，拿起一条鞭子，又走过来，将我一把拧起，扯到我父亲的遗像前，命令我跪下。
我跪下。
母亲先是一鞭打在我身上，再说：“曹英有什么不好？你要和她离婚？啊？”
“曹英没有什么不好。”我说。
“那就是你变心了，是不是？”
我说：“我没变心。”
“还说！”母亲又是一鞭打在我身上，“不变心是什么？你当了官了，有权了，哦不，官还没当上呢，就丢老婆不要了！你的心让狗吃了吗你？”
“不是我丢老婆不要，是曹英她不要我，是她要和我离婚的。”
“她要和你离婚？她为什么要和你离婚？你外边一定是有女人了，是不是？”
我说不是。
我的身上又挨了一鞭子。
“还说不是？”母亲说，“曹英不在你身边这几年，你打熬不住了，花心了，找野了！”
我说我没有，我冤枉。
“冤枉？我打死你都不冤枉！”
母亲继续用鞭子抽打我。她边抽边骂，我越是申辩，她就打得越狠，也骂得越狠，就像是打骂自家的跑到别人家造孽的狗。
我记得二十三年前，母亲也曾这么打过我。那时我读高二，父亲死了，我卷着铺盖回家，不上学了。母亲拿起鞭子，勒令我跪在现在跪下的这个地方，然后打我。她打我时除了骂，还有哭。凌厉的鞭子和悲愤的哭骂声在我们家响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铺盖重新返回学校。
母亲现在打骂我时，没有哭，或许是因为心里没有哀伤，只有愤恨。她愤恨自己堂堂正正的儿子竟变成了一个负心、黑心的男人，因为她坚信是儿子背弃了儿媳妇，当官了就变坏，所以她要体罚儿子，执行家法。既然二十多年前她能用鞭子，把逃学的儿子抽成一名名牌大学的学生，那么现在，她也要用鞭子，把堕落的儿子抽成一个好人。
曼得拉看着自己的导师被痛打了一番后，才过来替我挡了一鞭子，然后从我母亲手上夺下鞭子。他看着如太后一般威仪的我母亲，说师太，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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