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常委才可以随时调阅干部的档案，对不起。”他说。我说好，那你能不能告诉我黄永元是在哪一所大学获得的本科文凭？韦朝生迟疑了几秒钟，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一个分管科教的副市长，连一个教育局的干部读的什么大学都不能问吗？”
“不是这个意思，老领导。”韦朝生说。
“老领导？”我诧异地说。
韦朝生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你是杨婉秋同志治疗领导小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那你不就是我的老领导了嘛。”
我说：“哦，你还记得。”
“是这样，彰副市长，”韦朝生说，“我这里的档案不方便让你看，但是有一个地方你是可以去看的。”
“什么地方？”
“职称办，”韦朝生说，“那里有每一个技术专业人员申报职称的材料存档，你有权力去调阅。”
我说谢谢。
回到办公室，我让秘书蒙非给职称办打电话，说我要看教育局班子职称申报的材料档案，包括已经去世的杨婉秋局长的档案，我也要看。
半个小时后，我需要的档案摆在了我的案头上。我的办公桌依然固执地坐东朝西，像一艘永不改向的航船，我像是船长。
我把黄永元、唐进、杨婉秋的文凭复印件又各复印了一份，留下来，然后让蒙非把档案退回去。
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琢磨和研究复印下来的文凭复印件，像一个文物鉴定师，鉴别着文物的真伪。
因为不是原件，我没发现黄永元、唐进、杨婉秋的文凭有任何的破绽。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凭是真的，至少看上去是如此。
可是，杨婉秋的文凭怎么可能又是真的呢？她没有在东西大学读研究生的经历，这点我可以肯定，那么她的研究生文凭和学位证书又从何而来？黄永元的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文凭上，学制写的是两年（专升本），他究竟是读一年还是两年？唐进的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文凭，学制写的是四年，但字迹模糊，是原件陈旧还是故意为之？他们三人之中，究竟孰真孰伪？
１１月２０日晴
黄杰林张开双臂拥抱着我，如同拥抱凯旋的运动健儿的本地政要或启蒙教练，无限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洋溢于他的眉梢和肢体。这是我就任宁阳市副市长以后首次与他的正式会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尽管我上任这一个多月以来，除了在广州的那些天，我每天都从东西大学进出，也经常从大学的办公楼经过，但是我就是没有上楼与黄杰林攀谈的冲动。
但今天我来了，而且来得迫切，像一个忘恩负义而又良心发现了的人。
三个月以前，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黄杰林把《Ｇ省公开选拔１４名副厅级领导干部公告》的文件轻轻地往我眼前一推，就是这轻轻的一推，把我推上了权力的擂台。我像一个中量级的拳击手，在擂台上打拼，公平地击败了无数的对手，登上了公告或规则中限制的最高的那一级台阶——宁阳市副市长。
现在，我正是以宁阳市副市长的身份，与东西大学副校长黄杰林拥抱后平起平坐——两个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又曾经是东西大学的同事、上下级，如今副厅级与副厅级，半斤对八两。
简单的寒暄过后，我对黄杰林说：“我是来谈公务的。”
黄杰林一听，左脸上一块特别放松的肌肉移动到了右脸上，一种愉快变成了另一种愉快，“请讲。”
我从包里抽出杨婉秋的文凭复印件，递给黄杰林看。
黄杰林看着文凭，脸部的肌肉慢慢收紧，然后静静地看着我。
“请问，杨婉秋的这张文凭是不是东西大学发给的？”我说。
黄杰林缄默不语。
“杨婉秋在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９年间，根本不可能攻读东西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因为那时候我是该学科的惟一导师，谁是我的学生我一清二楚，也就是说，杨婉秋的学历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她的学历证书却是真的。请问，东西大学为什么要给她发这样的学历证书？”我继续发问。
黄杰林的脸忽然漾开一个笑容，他站起来，说：“走，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
十多分钟后，黄杰林驱车将我带到了毗邻东西大学校区的一片正在大兴土木的土地。
黄杰林和我站在土地上。他的手划着圈圈，说：“这是东西大学科技园，知道不？”
我想起为了东西大学科技园的立项报告，我所经历或饱受的耻辱，说：“我太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是建在这儿。”
“二百亩，知道不？”黄杰林竖着Ｖ形的手指，“二百亩啊！”
“是挺大的。”我说。
“宁阳市政府划拨给的，知道不？”黄杰林说，“姜春文刚当市长的时候，１９９９年就划给我们了。”
“听你这么一说，我基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说。
黄杰林说：“你知道就好，我们心照不宣，不用我跟你说什么了。”
“但是我要说！”我看着黄杰林，然后从包里把杨婉秋的文凭复印件掏出来，“这份学历跟这二百亩地有关，因为批给东西大学这二百亩地的是姜春文市长，而杨婉秋是市长夫人！”
“市长夫人已经去世了！”黄杰林说，他在提醒我不要为一个已经入土为安的人的历史揪住不放。
我说：“是，我知道，”我扬着文凭，“这份文凭对市长夫人已经没有价值和意义了。但是，我想知道这样的文凭，东西大学一共发放了多少份？其他人有没有？”
黄杰林脸一横，瞪着我，“你什么意思？你把东西大学当什么啦？文凭批发部、专卖店吗？”
“这是你自己说，我没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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