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加以证实。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把钱藏到房子后面呢？那是一个日后很难将钱取走的地方。为什么不将钱藏到从房子到影院这三英里之间的什么地方呢？不，将钱藏到那个地方的惟一可信的解释是——”
波洛替他说完了这句话：
“因为你正住在那房子里，但又不愿将钱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是屋里的什么地方才会那么做的。事实上，这样做事的人只能是詹姆斯-本特利。”
“完全正确。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你都可以得出对本特利不利的结论。最后一点，他的衣袖上有血迹。”
“他如何解释这血迹？”
“他说他记得出事的前一天他到一个屠夫的肉店里去帮忙了。一派胡言！那不是屠宰动物的血。”
“他坚持那种说法吗？”
“没有。在审判的时候，他说的话截然不同。您知道，在他的袖口上还有一根头发，一根沾有血迹的头发，那根头发和麦金蒂太太的头发完全一样，这就把事情给解释清楚了。后来，他承认在前一天晚上他散步回来的时候，他进过麦金蒂太太的房间。他说，他敲门之后进去，发现她死在了地板上，便弯腰摸了一摸她，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这样是为了得到证实她的确死了。然后，他就失去了理智，他一看到血就会十分冲动，压抑不住，情绪很受影响。他说，他回到自己房间时，人几乎要崩溃了，差点儿晕了过去。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仍然没有勇气承认他已经知道了发生过的事情。”
“非常靠不住的说法。”波洛评论道。
“是的，的确如此，然而您知道，”斯彭斯沉思着说，“它很有可能是真的。这不是一个正常人或者陪审团的人所能相信的那种事实。但是我见过这种人，我不是说那种精神崩溃的说法，我是指需要对一种行为负责，而只是不能够面对事实，承担责任的那种很害羞的人。比如说，他走进房间，发现她已经死了，他知道他应该做些什么——去报警——去告诉一个邻居——去做当时当地要求的应该做的事。而他都吓得惊慌失措。他想：‘我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我今晚不应该到这个房间里来。我要去睡觉，就像我根本没有到这儿来过一样。’这样想过之后，当然就是害怕——害怕他被怀疑和这事儿有牵连，他认为他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使自己摆脱掉这件事。这样，这个傻瓜实际上就使自己陷了进去，把绞索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斯彭斯停顿了一下。
“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是有可能。”波洛沉思着说。
“另外，那也可能是他的律师为他编造的最好的借口。但是，我不知道，基尔切斯特一家咖啡馆的女招待说，他去那个小餐馆吃午饭的时候，总是挑一个他只能够看见一堵墙或者角落的桌子坐下，而从不看人。他是那种有点古怪的家伙，但是还不足以怪到成为一个杀人犯。他没有迫害别人的欲望，也没有做出残酷行为的能力，他不是那块料。”
斯彭斯怀着希望看了看波洛，但是波洛没有任何表示——他在紧皱着他的双眉。
两个人默默地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