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小陆的面儿，他也照样敢把胶卷给曝了，他甚至憎恶起钻厕所这种偷偷摸摸的搞法来，把一件本来无愧的事搞得猥琐了，怎么想怎么是个不甘心，他不应该拿小陆做替罪羊。越想，脑袋越胀，一冲一冲地发起昏来，狂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的牺牲精神在胸中冲撞在一起，迸出的火花把全身都烧热了，他于是提笔写了那张字条，用桌上的墨水瓶把字条压好以后，还轻松如常地在屋子里逗留了一会儿才走，他感到内心里冲动着一股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畏！
这股子无所畏惧的激情烧得快，熄得也快。现在，他蜷缩在这个冰凉、寂寞的牢室中，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简直要用头去撞墙，完了，一辈子交待了，干吗要那么傻、那么迂呢！
从吉普车开进看守所的第一分钟起，生活就向他展示了未来的狰狞和恐怖。在收押室，值班员粗暴地对他做了例行的搜身，手表、苹果刀、工作证和一些零钱被收去，然后喝令他头朝墙蹲下，他嘴上想抗拒，还没说出口，腿却不由自主弯下来，他以前在分局、派出所，也在这间收押室里，常常看到一些捕进来的小偷、流氓这么冲墙蹲着，那时候看了也并不觉得什么，而现在自己也是这个姿势蹲在这儿，才觉出一种忍受不了的狼狈和屈辱来。看看那个值班员，正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填写着收押表和收押物品登记单，他突然想到了父亲，父亲过去也是蹲过监狱的，可那是国民党的监狱，自己现在却坐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他们会怎么同父亲说，怎么让他相信儿子是个坏东西？今后就是刑满放出来，父亲会怎么看他？同志们会怎么看他？那时候，这一段历史已经事过境迁，还有谁会理解他呢？他在人们眼里就成了一个犯了罪的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他感到背上热辣辣地出了汗，全身刺痒起来，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啊！
收押手续办完了，纪处长他们要走，他顾不得那个凶神恶煞的值班员，直起身子叫了一声：“纪处长！”
“干什么？”纪处长面孔冷冷的。
“我父亲怎么办，他还在医院里……”
“他有他的组织，组织上会照顾他的。”纪处长的声音明显地缓和了一些。
“那，你们能不能先别告诉他，他有病……”
“你——别考虑那么多吧，集中精力想想自己的问题。”纪处长说完，出门走了。
再以后，他就给带到这个七八平米大小的监号里来了。
夜里，他躺在硬邦邦的铺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一会儿千头万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直到天快亮了才蒙碦睡了过去，一直到现在。
黑漆铁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的神经紧张起来，望着那扇咧开了一道缝的牢门不知所措。
“四号，出来打饭！”甬道里，一个声音高叫。
他连忙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下，在屋角找到两只塑料饭碗和一个塑料洗脸盆，便端着饭碗从牢门口探出头来。
甬道一端，摆着两只桶，旁边站着一个身穿油腻黑布服的犯人和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看守，那看守对他又喊了一声，“过来打饭。”
他走过去，看守问他：“昨天才来的？”又说：“以后，记着啊，每天早上八点半，下午三点开饭，你看见自己的门开了就出来打饭，不要等别人喊，听见了吗？”
他说：“听见了。”
伙房的犯人给他盛了一碗菜，他又在另一只桶里拿了个大个儿的窝头。
“拿两个吧，可以拿两个。”那位看守说。
“一个够了。”他端着饭碗要往回走。看守又说：
“回去拿脸盆来打开水，动作快一点儿。”
等打完开水回来，电动牢门又锁上了。他很艰难地就着那碗寡淡的菜汤把窝头吞下去，他记得过去只是在学生时代去农村学农的时候，才吃过几顿窝头。
吃完了饭，坐了片刻，牢门砰地又一响。
“四号，出来。”
刚才出去打饭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四号，是自己牢门上的号码。
他出去了，走到甬道的出口，一位预审员?穴他过去见过这个人?雪正哈着腰在桌子上填写提票，填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哦，你就是周志明，走吧。”
出了监楼，穿过他窗外的那条路，来到预审楼。走进一间预审室，他第一眼就看到桌子后面，站着处长纪真。纪真对他注视了少顷，把手指向方凳，沉沉地说了一声：
“坐下吧。”
离打下班铃还差半个多小时呢，追谣办公室的人就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段兴玉刚刚锁好办公桌的抽屉，有人推开他的门，探进一张脸来。
“段科长，纪处长电话找你。”
“从局里打来的？”他知道纪真从下午一上班就被甘局长召去谈话，便一边走向外屋的电话机，一边随口问了一句。
电话听筒里，传来纪真死气沉沉的声音：“兴玉吗？”
“你还在局里？”
“不，回来一会儿了，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放下电话，他原地呆站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要借这个机会，把那封写给公安部的信拿给纪真看。那封信写好已经在抽屉里压了快一个星期了，虽然大前天拿给大陈看了一遍，但在实际上，他还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是不是真的让它去见天日。
３１１案的是非账到底该怎么算，仙童山诱捕行动的失败到底咎由谁取，难道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了吗？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参加仙童山的行动，但对这个案子的根由始末，来龙去脉，却是一清二楚的。很明显，对３１１案的失败，稍稍有点侦查工作知识的人，都不难找出其中的症结。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