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看他感兴趣，狱政科长索性在桌边坐下来了，说：“上次砖厂于教导员来汇报管教工作，还专门说了说他的情况，真能把你气死，那个反改造情绪呀，大得没边儿，凭着他在五处学了两套拳脚，前两天无缘无故把一个犯人打得满嘴见红，现在已经把他收到反省号关押了，不收怎么行！”
“这么野蛮！”马树峰的声音不禁抬高了一点，“他家里是干什么的？”
“是个高干子弟。”狱政科长苦笑着摇摇头，“五处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这种人，居然还给他入了党。”
又闲扯了几句，狱政科长走了。马树峰默默地洗了碗筷，然后又一个人默默地往招待所走，心里泛着股苦涩的感慨。一个高级干部的儿子，又做了七年的公安工作，而且还有那么一位漂亮的姑娘在痴恋着他，怎么就会坏到了这个地步呢？家庭的熏陶，组织的教育，爱情的温暖，难道都不能挽回他的恶习吗？他一定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堕落的。人的变迁，有时看上去真是种难以理喻的现象。他虽然没有见过这个犯人，但闭眼一想，脑海里便立即能浮出一张被凶残和颓顽败坏了的亡命徒的嘴脸来。
到了招待所，和公安部的人见了面。这些人对他的名字当然不陌生，所以十分客气。寒暄过后，他们一起坐上车子，一路往北，直奔砖厂来了。
看来，砖厂的几位头头已经在路口迎候多时了。这个偏僻的角落，大概还没有被任何市局的干部“深入”过，更不要说公安部前来问津了。他们在砖厂干部颇为隆重的簇拥下，来到一间会议室里。屋子很破烂。
马树峰没有见过于中才，但是几句话一说，便能认将出来。沏好茶，点好烟，于中才很殷勤地向调查组的人问：
“怎么着，把犯人叫来？”
“行，来吧。”
犯人因为正在关禁闭，没去上工，所以很快就提到了。在这个颇有些恶名的犯人迈进屋门的一刹那，马树峰几乎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惊奇，犯人给他的头一个感觉，完全是个未更事的孩子；进屋便在指定的凳子上坐下，显得很老实；仔细看，眉眼居然也十分俊秀，只是身子过分消瘦了些，脸也太脏。
因为前两天已经审过几次了，所以今天一开口便直接介入了正题。看上去，犯人没什么精神，两眼无光，问一句答一句。
“那女的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不可能！”
“我就是不知道她叫什么。”
“我明明听见你叫她名字了。”砖厂的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插嘴说，“是叫英英还是叫红红，反正是这个音，你还想抵赖吗？”
“什么？我就是不知道嘛。”
“不知道？那你们是怎么勾搭上的？难道在大街上？”
“嗯。”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流氓了？”
犯人不说话了。
审不下去，换一个问题再审。
“周志明，你说你没有放跑徐邦呈，可又举不出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叫我们怎么相信你呢？”
“我就是没有放。你们说我放，为什么不举出证据来呢？干吗单叫我举？”
“周志明！你太狂了，这样顽固有什么好下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拿你没办法！”
没审几句就和犯人吵起来，简直像泼妇骂街。马树峰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身走了出来。现在，怎么都是这么搞公安啊！
看了这个犯人，听了这段审讯，凭了一个老侦查员敏锐的第六感官，他对这个犯人是否真的放了徐邦呈，有点怀疑了。而调查组搞到现在，竟连一件像样的证据也举不出来，反倒让犯人问住，然后又吹胡子瞪眼地吓唬犯人，水平实在太差。如果用一句时兴的话来说，他现在甚至怀疑这个调查组的“大方向”是否错了，究竟有多少根据，要跟这个当时只能办办具体事的小侦查员过不去？３１１案指挥上有没有缺陷，为什么不去稍稍调查一下？甘向前愚昧无知而又独断专行的霸道作风、迎合形势迎合上级的市侩习惯，为什么没人提一句？难道这些就不能造成徐邦呈脱逃的事实吗？
快到中午了，审讯者们精神倦怠地从房子里鱼贯而出。犯人还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没有放他回去。于中才用细细的声音苦笑了一下，说：
“怎么样，领教了吧。这种吃了扁担横了心的主儿，你就愣是没辙！”
在马树峰听来，于中才的苦笑中，是略略带着些得意的成分的。他本来想说几句挑刺儿的话，犹豫了一下，还是换用一种迂回的口吻，说：
“并不是所有案子都能审出来的嘛，有的，是犯人封供不改口，还有的，是本身就没有那回事，犯人不肯屈招，两种情况都有。我看，上午收了吧，如果需要的话，下午再审，好不好？”
没人响应他的看法，也没人反对他的提议。对于是否下午接着再审的问题，调查组的几个人似乎都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表情。他们大概对速胜论已经丧失信心了。
周志明被从屋里叫出来了，低着头，跟在一名干部的身后往监区那边走。经过于中才身边时，突然听到于中才大叫了一声，嗓门细得发尖。
“站住！”
几个人围了过去。马树峰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于中才高声喝斥：“这是什么？人赃俱获，有什么说的！你胆子不小，！”
他看清了，原来于中才手里摇晃着一张报纸，一张旧了的《人民日报》；他也明白了，是犯人偷了屋里的报纸，塞在衣服里让于中才看出来了。他心里一阵彷徨，偷，实在是可恶的，可偷报纸看，算什么呢？唉——，他甚至觉得这个年轻的犯人，有点……可怜。
“你真是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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