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红灯。
“嘿!施季虹!”耳边一声大惊小怪的呼叫,一群身穿花花绿绿衣着的女人随着涌到了她的跟前。
“哟!你怎么也不回厂子看看我们啦,一到了文艺界,把我们都忘了吧。”
“嗬,鸟枪换炮了,这是哪儿做的?多少钱一米的料子。”
这群昔日工厂里的伙伴们,围着她,大呼小叫,评头品足,旁若无人。
“你们干什么去?”她勉强笑笑,问。
“上中班呀,哪儿像你们文艺界那么自由啊。”
红灯灭,绿灯亮,周围的一大片自行车一齐涌动起来,把她和她们隔开了。
“嘿,歌唱家,以后有票惦着我们点儿!”声音抛在后面。
这都是和她相处了几年的伙伴啊,可今天邂逅重逢,她却意识到和她们已经十分格格不入了。这些人身上,不知怎么就有那么股子俗劲儿,连穿戴都是红袄绿裤子式的,怯得要命,显得那么没文化。现在,要是再让她回到那个光线暗淡、一股子油封味儿的器材仓库和她们为伍做伴去,那简直是叫她下地狱了。
人人都说,个人主义是丑恶的,可人人又都想往高处走,要想走得比别人更高,没有点个人主义、个人奋斗,行吗?
真的,每当在这种心情下,她真的忍不住要去向往另一个世界了。出国,对她来说是一个若远若近、若即若离的诱惑,就像天上的月亮,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虽迷人而不可得之。这两年,一些刊物和电视节目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介绍国外情况的窗口,尽管是好坏都说,褒贬参半,但给她总的印象,总比自己现在的处境要强得多了。她也知道,那是资本主义社会,陷阱多,可同时机会也多。冯先生说过,国外是凭本事吃饭的,有嗓子,就有安身立命的资本,至少,一个艺术家用不着为那些因为嫌声儿不大而疑心演员不卖力气的批评者而烦心了。
她还在941厂的时候,冯先生就答应过要资助她出国留学,为了这,她对他已经是有求必应了,甚至不惜……可现在冯先生似乎对履行他的诺言不大热心,她每每问起来都是躲躲闪闪、推三挡四的,她又不好催之太急。看来,外国人也不都那么重信义,她现在越来越发觉冯先生有时候也挺唯利是图的。商人嘛,也难免。
又是一个红灯,她看前边有一个小伙子猛蹬了几下冲过去了,就也跟在后面猛蹬了几下。
“站住!”
平地里钻出个年轻的警察来,追不上那小伙子,却把她给拦住了。
“下来!还想跑!”那口气,简直像对个逃犯似的,“到边上去,到边上去!”他挥着手,命令她把自行车推到马路边上。立刻跟过来一大群看热闹的。
“车子锁上。”警察命令。
她锁上了,心里忍着气。
“钥匙拿来。”警察又命令。
她想发作,但转念一想,这些警察,手里就这么点权,你让他发发威,过过权瘾,也就会放了你。于是她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静表情,把钥匙交出去了。
“说吧,是愿意罚钱还是愿意扣车?”
警察是一副漠然的表情,她心里骂,“冷血动物,简直像半路打劫要买路钱的。”但嘴头上却忍着,说:“我下回不闯红灯了,行了吧。”
“这是罚你这回,下回闯不闯下回再说。”
周围哗的哄笑起来。她冷笑两声,低声嘟囔了一句:“没文化。”警察上下打量开她了,那种目光叫谁都得冒火儿!
“嗬!你有文化,有文化你还违反交通规则?你哪个单位的?”
“市歌剧院的。”
“歌剧院的怎么啦,歌剧院的有什么了不起?”
“是你要问我哪个单位的,我又没说我了不起,你讲不讲理!”她忍无可忍了。
“嗬,你还有理啦?你叫什么?”
“你不就是要钱吗?多少,说吧。”
周围的人不知怎么那么讨厌,有人喊,“多罚她,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真要罚了。警察拿出一个收据本,开了个罚款一元的收据,说:“根据市政府交通安全临时管理办法,骑车故意闯……”
她根本不听他说完,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拾元的票子,递过去,“找钱吧。”
警察说:“找不开,拿零钱来。”
她也赌了气,“我就这十块,你看怎么办吧。”
周围有人被她的盛气凌人激怒了,喊:“就罚她十块!”
警察果然把十块钱接过去了,在收据上的一字后面,添了一个零,一块成了十块。
“你想刁难我?我们还怕这一套吗?”他把收据塞在她手里。
她气得恨不能把那张小纸劈头盖脸摔回去,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无法无天!”
“你叫群众评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你违反了……”
警察长篇大论地说起来了,招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年岁大些的警察也挤了进来。
“怎么回事啊?”
年轻警察把十块钱交到老警察手中,简单说了一遍经过。周围的人还七嘴八舌,添枝加叶。
施季虹气得眼睛发蓝,看情形,十块钱显然是没了,不扣车就算是好的。她也狠了心,要是真扣了她的车,她索性就直接上公安局马局长或者政法部乔部长家去,告他一状!
可出乎意外的是,老警察却问她:“你再好好找找,看看有没有零钱?”
零钱她是有的,在一片起哄声中,她拿出了一块钱,把十块钱换回来了。
“嗬,到底是歌剧院的,‘就这十块,就这十块’,真会演戏。”
“要我,就罚她十块。”
她在一片笑骂声中,气得哆嗦着挤出了人群。
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心中的火气!这儿真不是人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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