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清理整齐，码放在屋子的一边，在空出来的地方搭起了一张铺板。第二天，组里的几个人又用旧报纸帮他糊了墙，晚上，他便正式在这里落了户。
房子小、潮、有怪味儿，可他却觉得日子过得满舒服，至少，早上用不着听哨子起床了，用不着排队出操了，可以足足睡到七点多，起床后到街口的回民馆子里吃完豆浆油条，也耽误不了上班。他常常想起以前听到的一则笑话，讥笑一个目光短浅的穷光蛋发誓要在发财之后天天吃油条，现在才知道这笑话并不可笑，因为他也能体会到对天天吃窝头和杂交高粱的人来说，那刚从滚锅里捞出来的、黄酥酥的、作响的油条，会带来多么大的诱惑和满足了。
是的，他事事感到满足，事事觉得新鲜，生活变了，世界也不同了。他好像回到了自己智力发育的“史前时期”，总是兴致勃勃地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每天都会有不熟悉的，没有经验过的事物输入到脑袋里去——农民在城里开了整条街的自由市场；工人在厂里利润提成；广济路口盖起了和外国人合资的十六层大饭店，小伙子们好像一夜的工夫全戴上了贴商标的蛤蟆镜；在办公室、在食堂，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什么都敢说，省却了许多过去不可或缺的手势、眼神、暗语和心领神会的默契。电视节目也丰富起来了，时而能看到东京的高速公路、慕尼黑的大学生活。还有刚刚兴起的婚姻介绍所和大家都在谈论的舞会。真新鲜，连公安局这样“正统”的、老气横秋的单位，也大大地发了一次舞会的票，局机关的一群姑娘们穿了平常不好意思穿的衣服大显身手。他很喜欢舞会上年轻活泼的热闹劲儿，但又无奈于自己在其中的笨拙，他高高兴兴在那儿消磨了一个晚上，尽管没有试着走上一套最简单的“四三三”，因为气氛和节奏已经使他挺快活的了，何必再去露那个怯呢。
他还去看了一次京剧，《大闹天宫》，他不能像王大爷那样去听味道，看行道，只因为在色彩和声音都极单调的环境中呆得太久了，他图的就是那花脸、长靠的绚美、锣鼓喧天的热闹，让眼睛和耳朵过过瘾罢了。
星期天，又到广济路礼堂看电影，局里发的票，日本片《追捕》。电影演完后，当他杂在散场的人群中往胡同口走的时候，三年前的那个清明节，他被捕的前一天下午在这儿开会的情形又蓦地浮上脑际，那天，他就是从这儿直接去了施肖萌家的……
“要不然，去看看她？”他的心又动摇起来，“不提以前的关系，只以一般朋友的身份去看看，未尝不……”
身后，几个姑娘在高谈阔论，一个有点儿耳熟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什么呀，你瞧人家真尤美的家里头，一栋小楼，自个儿还有飞机，其实县知事算什么，顶多是个县团级，要是在咱们国家……”
他转过头，身后是四五个花花绿绿的姑娘，他想不起来那个说话的到底是局办公室的还是政治部的，反正以前在哪儿见过她。
“咱们国家，给你架飞机你往哪儿放呀，放你们家胡同里？还不得叫人连机翅膀都偷了打家具去。”另一个声音笑着说。
“油钱你就出不起。”
“还油钱呢，你会开吗？先把自行车学会了再说吧。”
咯咯咯的笑声。
“小李，今晚你还加班吗？”
“算了吧，给公家省了那三毛钱夜餐费吧，那么多资料，都说是急件，累死你也打不出来，我也不那么傻了，慢慢干吧。”
啊，他想起来了，这个面熟的姑娘是户籍处的打字员，过去是全局的优秀共青团员，反腐蚀标兵，还来他们五处做过事迹报告，讲她怎样在一些细小问题上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交锋的，公家发了毛巾，她每次都要逐个捏一捏，拣最薄的拿；发了肥皂，也要逐个比一比，拣最小的用，她的私字一闪念全都是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上被狠斗的。他还能依稀记起她做报告时那副严肃而神圣的样子来。侧脸再去看她，才注意到她现在几乎变了一个人了。穿了件深紫色有点儿反光的上衣，衣服的开领处露着米黄色的厚毛衫，有点发红的头发烫成无数圆圆的小卷，高高地蓬在头上，一双乳白色的高跟皮鞋在水泥路面上敲出怡然自得的响声。要不是以前有过一面之缘，他大概绝不会想象出她过去的那个两条长辫、一身布服的极土极土的形象来了。
“唉，人啊，”他在心里叹了一声，“变来变去。”
出了胡同口，他忽然看见马三耀坐在一辆摩托车的挎斗里，沿广济路由北朝南驰来。
“停停！”马三耀冲驾驶员挥挥手，没等车停稳便从挎斗里站起来，一身警察制服紧巴巴地绷在魁梧的身躯上。
“找到住的地方了吗？”他用手绢擦擦满是灰尘的脸，匆匆忙忙地问道。
摩托车没有熄火，显然是不能多谈的意思，他笑笑，反问道：“怎么星期天也忙成这样，局里组织的电影没来看吗？”
“哪儿还有闲情看电影，今天早上太平街刚发了一个大案，把市政协副主席的家给偷了，市委限期破案。我这不刚从局里回来，从早上忙到现在水米没沾牙呢。”
“市政协副主席，谁呀？”
“江一明，９４１厂总工程师，对了，上午现场勘查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认识你，直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啊——，是江一明呀，怎么把他家给偷了？偷得惨不惨？”
“现在只发现少了四十多块钱，关键不在钱多少，老头儿是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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