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整个事态，产生了一种庄严及关切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下，社会大众粗糙的情绪也只是随着喘息吸气，再慢慢吐气。
埃勒里·奎因先生是乐观的。等调查了十二位陪审先生之后，他更乐观了。马丁法官高明而又肯定地进行挑选，好像根本没有布雷德福这个人需要对付一样。根据埃勒里推断，那十二个人都是稳健可靠的本地男性，看来，除了一个可能的例外，没有人会响应偏私的上诉，那个例外是个不停流汗的胖男人；其余十一位，看样子似乎都是思虑极周全的男人，拥有平均以上的知识水平。一般人总是期待正派阶层的男人大概能理解一个人可能软弱，却未必会因而犯罪。
对一些研究者而言，检方与吉姆·海特对决的完整法庭记录——日复一日再复一日的问答、异议，和纽博尔德的精确判决，均收录在莱特镇的档案中。对这个案子而言，报纸的报道和法庭速记员的记录几乎同等完整而没有遗漏。不过，巨细无遗的记录，其缺点在于，见树不见林。所以，让我们站远一点，摇一摇树叶，以便使它们和大局形势相融，这样我们才便于看见大轮廓，而不是小纹理。
一开始对陪审团发言，卡特·布雷德福便说，陪审团必须始终谨记至关重要的一点：被告的姐姐罗斯玛丽·海特被毒杀，其死亡并非被告犯罪的真正目标。被告犯罪的真正目标是要谋害被告的年轻妻子——诺拉·莱特。这个目标差点就成功了，因为他妻子自从那个致命的除夕派对以来，因不幸遭砒霜所害而被迫卧床六周。
是的，州方坦承，吉姆·海特的这个案件是间接证据案件，但凭着间接证据而做谋杀的有罪判决，素来是惯例，而非例外。一项谋杀案唯一的直接证据可能是目击者的证词，因为目击者在犯罪当时目睹了该项谋杀。如果是枪杀案，就必须是真的看见嫌疑犯扣动扳机，也看见被害者因遭枪杀而倒地身亡，那个人才算是目击者。在毒杀案中，就必须是真的看见嫌疑犯把毒物放进被害者要吃的食物或饮料中，并看见嫌疑犯亲手将已经下毒的食物或饮料给予被害者，那个人才算是目击者。布雷德福继续说，显然，这种目击真实行为的“幸运的偶然”，一定少之又少，因为大家都了解，谋杀者会尽力避免在有人看见的情形下犯下谋杀罪行。因此，谋杀罪的起诉都是根据间接证据，而非直接证据；法律有许多条文承认这种证据，否则多数谋杀罪终将无法对谋杀犯给与应有的惩罚。
但陪审团不必困惑于对这一案件的疑虑中。因为间接证据非常清楚、非常有力、非常确定，所以陪审团一定能排除任何可能遭遇到的正常疑虑，而定吉姆·海特为有罪。
“检方将会证明，”布雷德福低沉坚定的声音说，“吉姆·海特在最后一次行动之前最少五周内，就计划谋害自己的妻子；经过一次比一次严重的连续下毒，被告企图使其妻子成为‘病人’，其实是假借疾病之名而加以最终的毒杀，置妻子于死地。由此来看，这是个狡猾的计划。检方将证明，”布雷德福继续说，“那些预备的毒害发生的日期，都恰好与吉姆·海特亲手编好的日程相吻合，检方也将证明，企图谋杀诺拉·海特，结果意外害死罗斯玛丽·海特的罪行，是发生在同一日程所设定的日期。
“检方将证明，那天晚上，是吉姆·海特，而且是吉姆·海特独自一个人调制包含下毒鸡尾酒在内的很多杯鸡尾酒；检方将证明，吉姆·海特，而且是吉姆·海特一个人拿出鸡尾酒给参加派对的宾客们分发；检方将证明，吉姆·海特，而且是吉姆·海特一个人从托盘中将有毒的那杯鸡尾酒递给他妻子，甚至鼓励她喝下；检方将证明，她确实喝过那杯鸡尾酒，并因砒霜中毒而患重病。她后来之所以能免于一死，是因为刚喝了一点之后，罗斯玛丽·海特坚持要她把剩余的酒给自己喝……这个情况是吉姆·海特事先没有想到的。”
“检方将证明，”布雷德福沉静地继续说，“吉姆·海特迫切需要金钱，曾在酒醉情形下向妻子索取大笔金钱，但他妻子理智地拒绝了。检方将证明，吉姆·海特因赌博输掉大笔金钱；还将证明，他采行不法途径获取金钱；也将证明，诺拉·海特如果死亡，她继承的财产将合法地由被告——也就是她的丈夫暨合法继承人——获得。”
“检方已经排除正当的怀疑，”布雷德福做结论时，声音低得很难被人听清楚，“确信吉姆·海特计划杀人未遂，但在杀人未遂之余，却成功夺取了另一个无辜牺牲者的性命——检方要求吉姆·海特以自己的性命，偿还他夺取的、而且是如此亲近的性命。”
卡特·布雷德福在观众不由得发出的鼓掌声中坐下。那片掌声使得纽博尔德法官对观众发出头一次肃静警告——往后他还将发出无数次警告。
接着是一长串枯燥的作证，证明只有吉姆·海特有机会下毒；其中仅有的一个趣味点是埃力·马丁法官在盘问中提出的。从最开始，这位老律师的计划便是单独针对埃勒里，借着他向陪审团抛出怀疑、怀疑、怀疑。他的盘问不太激动，倒有冷静的幽默，以及理智的声音和暗示。他不顾盘问的规则，用尽各种可能去接近预定目标。埃勒里了解马丁法官除了这个办法，也无计可施。
“但你不能确定？”
“不——能。
“你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观察被告吗？”
“当然没有！”
“说不定被告把那个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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