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是不是了不起？’局长，你记得我结婚了吧……”
“当然，卢吉。嘿，轻一点！”
“你知道海特当时怎么说吗？他说：‘卢吉，别娶穷人家的女孩！娶穷人家女孩一点油水也没有！’你听见了吧？他是为诺拉·莱特的钱和地结婚的！你让布雷德福先生传我去法庭作证嘛，我会一五一十讲清楚的！”
达金局长笑笑。但莱特镇民可没有笑。对莱特镇民而言，卢吉的故事应该成为审理证据的一部分才合理，因为那可以表明，吉姆是为了诺拉·莱特的钱才和她结婚的。假如一个男人为女方的钱而结婚，他当然会把她毒死……那些家中不幸有个律师的莱特镇仕女们，则听到一些挖苦这种“不可接受的”证据的评论。
开庭前，波芬伯格医生倒是自动去找布雷德福检察官，说他愿意出庭作证。
“是这样的，卡持，去年十二月，海特因为智齿脓肿来找我治疗，我替他麻醉，麻醉生效之后，他一直说：‘我要除掉她！我要除掉她！’后来还说：‘我需要钱。我要钱！’这如果不是证明他计划杀害他妻子，会是什么？”
“不行，”布雷德福无力地说，“那是无意识之下的呓语，不可接受为证据。你走吧，埃米尔，让我安静工作好吗？”
波芬伯格医生感觉愤愤难平。于是，他向愿意一听的病人——事实上就是全部病人——重复讲述这个故事。
格斯·奥利森的故事是通过无线电小组（一辆警车）的巡警克里斯·多夫曼，传到检察官耳中的。巡警克里斯·多夫曼“碰巧”到格斯·奥利森的店里喝杯“可乐”（他是这么说），格斯神态“非常兴奋”地告诉他，吉姆·海特有一回“酩酊大醉”时对他讲的话。接下去就换成克里斯·多夫曼非常兴奋了，因为数星期以来，他一直没法希望能在审讯中伸一脚作个证，以便在报纸上出个名。
“克里斯，海特到底说了什么？”布雷德福检察官问。
“晤，格斯说，吉姆·海特曾经两次开车到他店里，醉眼迷离地吵着要酒喝。格斯说他每次都让他失望，没给他。有一次他还得打电话给海特太太，请她来带她先生回家。结果他当场大吵大闹，弄到几乎不可收拾。不过，布雷德福先生，格斯记忆中的这些事情，我认为你应该在审讯中提出来的是，有个晚上，海特又是大醉在店里，他一直胡说八道，把他太太和他们的婚姻骂得一文不值。后来他竟然还说：‘格斯，除了把她除掉以外，没别的办法。我得赶快除掉她，不然我只能改行去捡核桃了。她简直把我逼疯了。’”
“在酒精影响下所说的话，”卡特抱怨，“是极其可疑的。你是希望我被不足为凭的错误所误，以至于案子败诉吗？回你的无线电警车去吧！”
安德森先生的故事，本身很简单。他神情庄严地告诉那位纽约记者：
“先生，海特先生和我曾经好几次在一起喝酒干杯。你知道，我们像兄弟一样，我们如果在广场碰面都会互相拥抱。晤，我还记得‘黑色十二月’那个出事夜晚，我们两个人在‘我们这个狭窄的山洞’，蜷缩在一起‘畅谈到天明’呢！先生，这真是被人忽略的大师名作呀！”
“我们确实错过了，”记者说：“后来呢？”
“晤，先生，海特先生两臂环抱我，说：‘安迪，我要把她杀了。看着吧！我要把她杀死！”’
“哇。
记者说完便离开，留下安德森先生再回到下村世界大战纪念碑的基座下睡回笼觉。
但这片美味的小点心，检察官也拒绝接受；莱特镇口耳相传说，这些故事有的是“假冒伪作”，但他们仍然一直传送、一直传送、一直传送。
各种谣言传到莱桑德·纽博尔德法官耳中。从那天起，每回审讯结束，他都严正地提醒陪审团，要求他们不和任何人讨论本案，即使是陪审员之间也不可以。
据揣测，提醒纽博尔德法官注意谣言的人，大概是埃·马丁法官。因为马丁法官开始面露忧虑之色——特别是早晨和妻子吃过早餐以后。克莱莉丝有她特别的一套办法，充当马丁的晴雨计，判读莱特镇的情绪变化。结果，一股怒气悄然爬进法庭，在这位老律师与卡特·布雷德福之间累积并穿梭往复；到后来，连记者们都互相碰碰手肘，交换了然于心的表情，说：“那个老人就要垮了。”
莱特国家银行的出纳组长托马斯·温希普作证说，吉姆·海特在银行工作时，总是习惯用红色细蜡笔写字。他出示的很多银行档案中，有吉姆用细红错笔签名的文件为证。
布雷德福展示的最后一项证物（他精明地挑选这个出示时间），是埃奇库姆的《毒物学》书，上面并有不证自明的细红蜡笔标识——标识出砒霜的部分。这项证物在陪审席间，一手传过一手。这时，马丁法官露出“自信”的表情；而被告席上坐在老律师一旁的吉姆·海特则脸色发白，而且有人看见他迅速地瞥瞥四周，好像在寻找逃路一般。但那一下子过去之后，他依然如故——沉默地瘫坐在椅子中，苍白的面孔四出几乎是厌倦的表情。
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审理将结束时，布雷德福检察官表示，他“大概接近尾声”了，不过，等星期一法庭重新开庭时，他可能会更确定一点。他心想，星期一检方很可能可以拘捕嫌疑犯了。几位相关人士在法官席前做了冗长的交谈后，纽博尔德法官宣布休庭，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重新开庭。
囚犯再度被送回法院顶楼的囚室。法庭空了，莱特家人立刻回家，在星期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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