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你和诺拉正把书从起居室搬到楼上吉姆的书房。”
帕特丽夏无言地点头。
“当时在医院你对我讲了什么？你说，你和诺拉正在搬上楼的书，是从一个钉死的箱子里拿出来的。你说你在我进去之前到地下室去，看见地下室那个箱子还钉得好好的，好几星期前埃德·霍奇基斯从车站拉回来之后，就一直放在那里……你看那个箱子一直没人动，就自己拿工具把它打开了。”
“一箱书？”卡特喃喃说。
“卡特，那箱书是吉姆行李的一部分，他回莱特镇和诺拉重修旧好的时候，从纽约船运到莱特镇。他当时把它寄放在车站，吉姆和诺拉去度蜜月不在的期间，它一直放在车站，等他们蜜月回来之后才运回新房子，存放在地下室。到了万圣节，帕特丽夏发现那个箱子是钉好的没有动。这是我一直不知道的事实——一个核心事实，是这个核心事实告诉了我真相。”
“它怎么告诉你的呢，埃勒里？”帕特丽夏摸摸头问。
“亲爱的，你一会儿就会知道了。我本来一直以为我看到你和诺拉在搬的那些书，只不过是从起居室的书架换到楼上吉姆的书房；我以为它们是家里的书，是吉姆和诺拉的书，已经放在屋子里一段时间了。这是自然的假设，因为我没看到起居室地板上有箱子，也没看到钉子——”
“在你进来几分钟以前，我刚把箱子腾空，然后再把箱子、钉子和工具拿回了地下室，”帕特丽夏说。“我那天在医院告诉你了。”
“太晚了，”埃勒里慨叹道。“我进屋子时，没看见这类物证，而且我也不是千里眼。”
“那有什么要紧呢？”卡特·布雷德福皱着眉。
“帕特丽夏在那个万圣节打开的木箱子里，有一木书——”埃勒里说，“就是吉姆那本，埃奇库姆写的《毒物学》。”
卡特的下巴往下张开。
“写砒霜的段落做了记号！”
“不但这样，三封信是从那本书的那两页之间掉出来的。”
卡特这回没说什么。帕特丽夏盯着埃勒里，两道眉毛之间拧出了个深深的问号。
“既然那个箱子是在纽约钉好，运到莱特镇的运通公司存放，而夹着那三封信的《毒物学》也是我们直接从没开封的箱子里找到的——三封信是诺拉搬书时不小心掉出来的——那么，结论绝对不外如下：吉姆不可能是在莱特镇写那三封信的。我一了解这一点，就了解了全部事情。三封信一定是吉姆在纽约时写的——在他回莱特镇第二次向诺拉求婚之前写的；也是在他知道他遗弃了诺拉并失踪三年之后，诺拉还肯接受他之前写的！”
“对，”卡特·布雷德福含糊着声音说。
“你们还不能明白吗？”埃勒里叫道。“既然这样，我们怎能愚蠢地确定说，吉姆在那三封信中预言他‘妻子’的死，指的是诺拉？没错，那三封信被发现时，诺拉是吉姆的妻子，但那之前并不是；而在他写那三封信时，他也不可能知道诺拉会是他妻子！”
他停下来，尽管格斯·奥利森的酒吧挺凉快的，他仍旧拿出手帕揩揩脸，并喝了一大口他杯中的饮料。邻桌，安德森先生在打鼾。
帕特丽夏喘着气：
“但是，埃勒里，假如那三封信指的不是诺拉，那么这整件事情——这整件事情——”
“用我的方式说吧，”奎因先生吃力地说。“一旦对那三封信所指的‘妻子’是诺拉这一点有所怀疑，那么，本来好像没有关系的两个事实就得注意了。其一是，三封信写的的时间并不明确——它只写了月、日，没有写年。因此，吉姆连写三封信，标出他‘妻子’生病、重病、最后死亡，可能是一年前、两年前或甚至三年前相同日子写的！根本不是1940年，而是1939年或1938年或1937年……”
“第二个事实当然就是，那三封信没有一次提到诺拉的名字；只是一直用‘我妻子’。
“如果那三封信是吉姆在纽约写的——在他和诺拉结婚以前、在他知道诺拉会嫁给他之前——那么，吉姆就不可能在信中提到诺拉生病或诺拉去世。案发之初，我们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指的是诺拉，但一旦等到我们无法相信这一点，那么，原来以为诺拉是吉姆企图毒害的牺牲者的那个假定就全部瓦解了。”
“真不可思议，”卡特喃喃说，“不可思议。”
“我弄糊涂了，”帕特丽夏抱怨，“你是说——”
“我是说，”奎因先生说，“诺拉一直没有受到威胁，诺拉根本从来没有过危险……诺拉根本从来就不是被谋害的对象。”
帕特丽夏用力摇着头，并抓住杯子。
“这一来，就打开了全新的推测！”卡特惊呼。“假如诺拉不是被杀害的对象——根本从来不是的话——”
“事实上呢？”埃勒里评议道，“除夕那天确实有个女人死了：罗斯玛丽·海特。我们原来都以为诺拉是要被毒杀的对象，而罗斯玛丽的死亡是意外。现在我们知道了，诺拉不是要被毒杀的对象，当然接下去的推断可不就是：罗斯玛丽不是意外死亡的——从一开始，罗斯玛丽就是要被毒杀的对象？”
“从一开始，罗斯玛丽就是要被毒杀的对象……”
帕特丽夏慢慢地重复，好像那些字是她不懂的语言。
“可是——”布雷德福正要表示异议。
“我知道，我知道，”埃勒里叹气。“这个推断一定会引起极大的不解和反对。可是一旦把诺拉剔除在被谋害的对象之外——因为它本来是导致犯罪的唯一逻辑解释——我们就必须接受新的假设：罗斯玛丽是要被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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