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希望你能同意……”
“他改了什么？如果要我同意的话，为什么不当面和我商量，而要请你去？”
“他要你同意由他和你一道担任这部片子的编剧。”
“什么？”我愣住了，刹那间似乎也明白了。
“当然，著名的排列上，还是你在前面。”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看来在今天的“工作午餐”上他们已经听起来几乎是别人对我的一种恩赐。我尽量克制着问：“那位副厂长呢，他是什么意见？”
即便我不问，肖琳也要说到制片厂的这位领导了，“副厂长说，孙导演在怎样提高剧本质量方面确实动了很多脑筋，不但和原作者多次商讨主题和情节的安排，4他说，名字还是原作者排先，稿酬怎么分配可以商量，钱是小事。孙导演的修改本这位副厂长已经看了，他觉得修改本融进了孙导演对生活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提炼，比你原来的剧本更丰满更成熟了，主题也更鲜明了，基本上已接近上马拍摄的水平。当然，他也说，你对孙导演署名如有意见，也可以提出来，甚至拒绝。但是孙导演在剧本上的艺术劳动用什么形式给予承认，厂里也要考虑，在没有考虑出方法以前，恐怕暂时不能列入拍片计划。”
“有意思，”我冷笑，“能把恐吓说得这么道貌岸然，也是一种水平。”
肖琳避开我的直视，“我觉得，我觉得，”她迟疑抬眼，“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我感到一种落水似的冰冷，我坚决地摇头：“不，我不同意他改，钱可以给他，但这个故事是我生命和青春的回忆，要改哪儿，得和我商量。”
“你不让他改，他就不拍，你怎么办？”
“我另找人拍。”
小敏，事情到这时候千万天真不得了，有了这个合同，他其实完全可以不要你这个剧本，他自己当编剧，只要在片头上加一行字幕，说明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就算是合法了。说穿了，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他的问题，而是他要不要你的问题，你千万别跟他们闹翻了，倒霉的是你。刘敏，我一直认为这部片子是否能上对你特别重要，中央都说让知识分子自我改善，你再不改善改善自己的处境，难怪女儿不认你！”
女儿，说到女儿我已无一语，只能向隅而泣。
肖琳被这泪水弄得迟疑了，她走近我揽过我的肩，用力搂了一下，叹气说，“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晚饭凉在桌上，谁也无心再动杯著。肖琳要赴个约会，行色匆匆地走了。我独自收拾桌面，独自坐在电视机前。新闻联播里全是工农业大好形势，先进经验、模范人物，或是什么地方的什么庆典，载歌载舞，粉墨登场。夏末之夜，习习凉风送来附近街上夜市的喧哗，邻居的录音机也放得很响，我弄不清是爵士是摇滚还是什么别的新潮。在音乐的砰然撞击中，夹带着男欢女笑。我知道这就是北京，这就是大城市。世界多么热闹，究竟是我自己老了，还是这个世界老了？是不是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才老气横秋，才与这其乐陶陶的夏末之夜格格不入？
从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上看，我教书育人的那片山区此时正下着雨。那是个多雨的山区，烟一样的雨总把山岗洗得浓绿，那浓绿总执拗地显示着自然和生命的原色，总与孩子们的歌声笑声和谐一律。孩子们之间也总勾心斗角，但毕竟青春少年，连勾心斗角也总那么天真单纯。
也许我不该来北京，这暑期我本应该和往年一样呆在山里，我似乎已经属于了那片天地。如果不是多年来毛京的灵魂不断地袭扰和笼罩，我可能会放弃对女儿的苦苦寻找，也不会写出这个剧本，把终生的思念与感叹，用一纸合同，用六百块钱，卖给一个本来不相为谋的陌生人。
楼上录音机的音乐无休止地撞击着四壁，在千篇一律的节奏中，我忽然发觉有客来访，正在严肃地敲击着我的房门。我拉开房门满腹狐疑，“请问您找谁？”“我就找你。”不速而来的是一位老者，从他保养得很白净的气色上，几乎看不出年寿几许，只是眼神里流露出的一种异常明显的疲惫，使人觉出一丝苍老。
“我没认错吧，你就是刘敏同志。”“是的，我也没认错您，可现在该怎么称呼您？”
老者尴尬地移开目光，环视着屋子，不请自坐。和那位导演一样，他也选中了那张竹皮圈椅。
“天下真小，”老者顾左右而言它，“你父兄还在么？”
我抱肩站在他面前，无动于衷地答道：“父亲病死了，哥哥还在牢里。”
“粉碎四人帮以后进去的？是按什么罪，文革中打砸抢？”
“没错。”
“你呢，听说你一直在山里，离群索居？”
“没错。”
“唉，应该说，你也是受害者，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那时候你哥哥，你们家，何等风云一时啊。”
“与我何干？”
“是的，那时你很年轻，干了错事，也有时代和历史的责任，现在落到这样的处境，我能理解。”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那你呢，你来北京，去找小津，难道还要对她这种单纯的女孩子翻扯那些谁也不愿再提起的往事吗？”
“我是母亲，只想母女相认，过分吗？”
“你应当尊重历史，这么多年了，你丝毫没有承担养育她的责任，已经没有资格再做她的母亲了。为了这孩子的前途与名声，你也不应该再找上门来。”
“你错了，我，还有她父亲，我们一生去留清白，无愧于后代。有愧的应该是你，你怎么能和孩子父女相称，你难道不怕你早殁的儿子在九泉之下那双没有瞑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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