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亚美尼亚家伙在哪里？”奥罗克问道，“像只猫一样把脚裹得又暖和又舒服？把他也从车上叫下来。”
“还有斯梅瑟斯特船长，”波利将军也发现了，“他没和我们在一起。”
“那可恶的家伙还睡着呢，瞧瞧他。”
的确如此。斯梅瑟斯特仍然坐在他的座位上，低垂着头，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
“我去弄醒他。”奥罗克说。
他蹦进车门。一会儿又出现了，连他的声音都变了。
“我说，我想他是病了，或是怎么了。医生在哪儿？”
空军军医斯盖伦-李德-罗福特斯，一个头发已经灰白的不大说话的人，从车轮边的人丛中站了出来。
“他怎么了？”他问。
“我——我不知道。”
医生上了汽车，奥罗克和帕克-派恩先生跟着他。他向蜷缩成一团的人弯下腰。看一眼、摸一下就已经足够了。
“他死了。”他镇静地说。
“死了？就现在？”人们七嘴八舌地问道。奈塔喊了出来：
“天哪！真可伯！”
罗福特斯绷着脸转过身来。
“一定是头撞到了车顶，”他说，“路上曾有过剧烈的颠簸。”
“不会是这么死的吧？会不会有别的原因？”
“在仔细检查之前我无可奉告。”罗福特斯干脆地说。他环视四周。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女乘客们挤得更紧了，男乘客们也正从车外拥进来。
帕克-派恩先生和司机说了几句。司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依次将女乘客抱过泥地，让她们在干燥的地面落脚。抱潘特米安女士和奈塔都很轻松，可抱起笨重的普赖斯小姐就有些脚步踉跄。
大家都离开了六轮客车，只留下医生在里面作检查。男乘客们继续去支起车轮，这时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冒了出来。这是宜人的一天，泥地迅速地干燥起来，但汽车仍然陷在里面。已经折断了三个千斤顶了，可仍是毫无进展。司机开始准备早餐，打开蔬菜罐头，煮上茶水。
不远的地方，斯盖伦-李德-罗福特斯作出了诊断。
“他身上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我说过了，他一定是头撞到了车顶。”
“那您是相信他的确是自然死亡了？”帕克-派恩先生问。
他似乎话中有话。医生迅速地看了他一眼。
“另外只有一种可能。”
“是什么？”
“噢，可能是有人用类似沙袋一类的东西打了他的后脑。”他的声音听上去带着歉意。
“不太可能。”另一位空军军官威廉姆森说，他是一个长得胖胖的青年，“我的意思是，没有人能这样做而不被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睡着了就行。”医生提出异议。
“没人能肯定这一点。”另一人指出。
“起来干这个一定会弄醒其他人的。”
“只有一个办法，”波利将军说，“就是那个凶手正好坐在他后面。他可以挑选时机，连从座位上站起来都用不着。”
“谁坐在斯梅瑟斯特船长身后？”医生问。
奥罗克立即回答：
“是汉斯莱，先生，所以没什么用。汉斯莱是斯梅瑟斯特最好的朋友。”
一阵沉默。随后帕克-派恩先生轻轻地但是肯定地开了口。
“我认为，”他说，“空军中尉威廉姆森有话要告诉我们。”
“我，先生？我——哦——”
“说吧，威廉姆森。”奥罗克说。
“没什么，真的，什么也没有。”
“说出来吧。”
“只不过是我听到的片言只语——在鲁特巴，在庭院里，我回客车去取烟盒，正在到处找，有两个人在外头走过。其中一个是斯梅瑟斯特。他说——”
他停了下来。
“接着说呀。”
“说的是什么不想让朋友失望。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痛苦。然后他说：‘在到达巴格达之前我对谁也不会说的。但是到了那里就不行了，你必须马上离开。’”
“另外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先生。我发誓我不知道。天黑了，他没说几个字，我听不出来。”
“你们之中谁熟悉斯梅瑟斯特？”
“我认为‘朋友’除了指汉斯莱，不可能有别人了。”奥罗克缓缓地说，“我认识斯梅瑟斯特，但仅仅是认识而已。威廉姆森刚出军营，斯盖伦-李德-罗福特斯也是一样，他们以前肯定连面都没见过。”
两人都点头称是。
“将军你呢？”
“直到我们坐同一辆车从贝鲁特穿过黎巴嫩时，我才见到这年轻人。”
“那个亚美尼亚小子呢？”
“他不可能是斯梅瑟斯特的朋友，”奥罗克肯定地说，“而且没有哪个亚美尼亚人有胆量去杀人。”
“大概我有另外一条小小的线索。”帕克-派恩先生说。
他重述了在大马士革的咖啡馆里和斯梅瑟斯特的谈话。
“他用了一句老话——不能出卖朋友。”奥罗克若有所思地说，“他很担忧。”
“没有人想到别的了吗？”帕克-派恩先生问。
医生咳了咳。
“可能一点关联都没有——”他开了个头。
他激动起来了。
“我确实曾听到斯梅瑟斯特对汉斯莱说：‘你不能否认部门里有漏洞。’”
“什么时候听到的？”
“昨天早晨，从大马士革出发之前。我以为他们在谈论商店，我不能想像——”他停了下来。
“我的朋友，这很有趣。”将军说，“你在一点一点地搜集线索。”
“医生，你提到过沙袋，”帕克-派恩先生说，“一个人能造出这样一种武器吗？”
“有的是沙子。”医生毫无表情地说，一边用手抓起一把。
“用只袜子装一些就可以了。”奥罗克迟疑地说。
每个人都记起了前一天夜里汉斯莱说的话：
“到哪儿都得带着替换的袜子。天有不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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