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
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在层层的岁月层土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和思索的深处，像我的家乡、母校和摇篮——广阔的茅草地。
呵，他，那么他就是我的家长、教师和保姆了。
他的一生和土地相连。在皖南，在苏北，在淮海战场，他为土地流过血。战争结束了，他有了上校军衔。国家出现经济建设高xdx潮的时候，他打了个报告要求改行，去办农场。他没有家室，喊声"走"，被包一背就走了，回到了故乡的土地上，临走时一个老上级还笑着送了个名字给他："你回乡种田去，就叫张种田吧！"是什么让我与张种田走到一起来了呢？我中学毕业时，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支边——建设强大祖国的崇高使命，党的庄严号召，这一切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父母都以为我疯了，说家里困难，希望我就业赚钱。那个金属压延厂，已经通知我去上班。我烦透了父母的劝说。谈判，吵架，绝食，摔打家具……一切都过去了，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心一横，只身混上了西去的列车，只带了一支牙刷。
道路是神圣的。陌生而神奇的茅草地吸引着我们城市青年。拔地而起的巨石，扑扑飞的野鸡，耳环闪闪发亮的少数民族妇女。据说这里汉、僮、瑶杂居。历史上无数次民族械斗的结果，留下一片荒凉。荒凉有什么要紧？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建设起"共青团之城"！我们将在一位老革命战士的带领之下，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
一个剃了光头，打着赤膊的老汉，赶着马车来迎接我们。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他上前递来一个旧军用水壶，客客气气地请我们喝酒。
"请，请！"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子上，据说那是当地表示恭敬的习俗。
"酒？谢谢。老大爷，有凉茶吗？这附近有汽水卖吗？有什么水果吗？"他显得有点为难。不知是谁，发现随他来的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大家拥上去讨，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
带队的副场长老杨来请他上台讲话，我们才吃了一惊：他就是场长？那个我们早就听说了的上校吗？
他似乎不记得自己打赤膊，直往台上走，经副场长触了一下，才穿上一件白布衫。走路的时候，显出骑兵的罗圈腿步伐。
他开始讲一些表示欢迎的话，嗓门很大。他说现在的茅草地还丑死人，不过锄头底下出黄金，只要肯流汗，将来这里就是那个什么歌里唱的，什么"江南…
…"——他"晓不得"唱。（像本地农民一样，他总把"知识分子"念成"机西分子"，"不晓得"成了"晓不得".）
我们笑了。
"以后这里还要有洋房子，大马路，还可以搞电影院罗，游泳池罗，还要有大工厂和共产主义大学！——不实现这些，砍掉我的脑袋！"全场肃然沉默，转而变成山崩石裂般的掌声。
他笑着摆摆手，带点调皮的神调，"现在鼓不鼓掌没关系，兑了现再鼓掌。
嗯？"但掌声中开始的生活，在最初的新鲜感中，渐渐露出了严峻。一晃几个月，广种薄收！广种薄收！一个劳力要负担好几十亩种玉米，木薯，黄豆，甘蔗，出工两头不见天，晒得一个个像黑人。晚上回家还要剥麻，剥甘蔗皮。这样还是忙不过来。刚锄完这里的草，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锄头口磨溶了几寸，棉花还是稀稀拉拉。但我们还要种！种！种！朝无边无际的前方种过去。场长说过，全国大跃进，我们这个小农场也要"放卫星"，一年自给，三年建成个"共产主义根据地".伙食也慢慢差了。"大锅饭"和"三菜一汤"只搞了两个月，然后食堂里只剩下两个"传统节目"，一是黑乎乎的干萝卜菜，像是熬的中草药；二是辣椒汤，辣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有人把它叫"感冒发散剂".肥如象的肉猪，大如桌的蜜桃，跃上龙门的鲤鱼，都停留在壁画上，不肯下来。场长有时也亲自下厨房宰羊杀猪，或是骑马去打野麂子来改善生活，但一个月毕竟难有两
次。知识青年们的笑声歌声少了，溜冰场和游泳池早丢到九霄云外。
早晨，窗外常常是蒙蒙细雨，破窗纸被寒风吹得啪啪响。远处只有厨房里剁干菜的嚓嚓声。躺在床上，全身像散了架。翻个身，腰上立刻火辣辣地痛。
"咚咚"，敲门声响了。声音顺着一张张门响过来。"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呵！"——是场长的声音。我总觉得那里面有一团火，包含着激励和批评。
队长当然首先被叫起来，大家也赶紧穿衣找鞋。当然，也有人向场长讨价还价的："场长，外面还在下雨……""把斗笠、蓑衣带好……""我昨天担了一天柴，腰杆子痛咧！""放心放心，后生子只有饿死的病死的，没有累死的。你昨天吃了几两米？……一餐半斤？那还可以做得。只吃三两米的就不要出工了，关起门睡觉！"就这样，场长经常来喊工，每次喊过后，他把一杆特大号的锄头往肩上一搭，自顾自朝地里走去。碰上雨天，套鞋就在泥水里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
很多人在伸懒腰，打哈欠，暗暗叫苦。睡在我对面的赵海光还做了个鬼脸，当着队长的面撇撇嘴溜出一句："呸，老子右眼有一股霉气，碰了个阎王老子！
"我不喜欢叫苦，粗声说："猴子，"——这是他的外号，"少讲怪话，走吧！
"我跟上队长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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