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愿与他共床合伙。好长一段日子过去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可以归属的窝。这不要，他与别人一样，还是每天都活着，尖尖细细地活着。一到落黑，黑夜沉沉挤压出他的卑微。他尽量洗干净脑袋和手脚，尽量堆出可爱的嘻皮笑脸，一个个工棚串过去，暗暗寻找目标，半求半赖地见空床就上。你一不提防，他就钻到床角去了。你再一迟疑，他就佯作鼾声呼呼了。你怎么骂他打他，你怎么揪他的头发和耳朵，他就是不睁眼，就是不动。
你打死他吧。
他个头小，精瘦如干蛤模，睡在床角似乎只有欠欠的一小握，加上屈背缩脚，倒也真占不了多少地方。
如果哪一天众人提防得紧。他实在找不到容身之隙，就会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这是他的一门绝技。他甚至曾经表演过在一条扁担上睡觉的本领，呼呼睡上半天，丝纹不动，不会掉下来，一条背脊骨，足以让踩钢丝质杂技演员瞠目。
他情愿每天晚上施展他的扁担功，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有点奇怪的是，他寝霜宿露，从没有发过什么病，反而永远精神抖擞如一只小公鸡。我每次醒来的时候，他早就忙开了，坐在朦胧的晨光里磋什么草绳或磨锄头片子。我睡眼惺忪到工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早已干出了一身汗。太阳出来了。太阳燃烧着大地上弥漫无边的雾气，给兆矮子全身镀上桔色光辉。我特别记得，他挖土的动作很好看，沉重的钯头不像是他扬起来的，而是自动弹跃起来的，随着他的步子，一步一道轻松的辐线，抑扬有致。把头落下来的瞬间，手腕一摆，钯头顺势转过来，套头将土疙瘩准确而及时地击碎。他的双脚虚实交替均匀地踩在节拍上，决无拖泥带水的动作，决不会有时间和气力的丝毫浪费。他的动作不可以个而论，所有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不可分解，一气呵成，形随意至，舒展流畅，简直是一曲无懈可击的舞蹈。他低着头，是桔色光雾一优雅而灿烂的舞星。
这台出工机器的工分当然最多。如果是记件工的话，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我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他娃崽七八个要吃，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实在轮不上他。
计划生育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是重点结扎对象。他对此最为不满，说共产党管天管地，怎么还要管到裤裆里来呢？
后来还是乖乖地去了公社卫生院。关于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婆娘去结扎，说法很多。他说婆娘有病，扎不得。别人则说他担心婆娘偷人，扎了以后容易瞒天过海。还有人说，什么呵，结扎的人每人可以享受政府奖励的两包葡萄糖和五斤猪肉指标，兆矮子从未吃过葡萄糖，所以争着去挨一刀，也享受一回。十多天以后，他出门了，上工了，脸皮刮得青青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好像葡萄糖真他娘的有神效。后生们笑他，说都是婆娘去扎，哪有男人去扎的？一刀割下去，“不成了个阉官子么？他急得不行，说政府保证过，决无此事。见众人还不信，把裤子扯下来让大家参观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
黑相公与他有肥皂之怨，不想放过他，说模样虽说没怎么变，天晓得还管不管用？
兆青说：“小子。把你的霞妹子叫来，你就晓得它管不管用了。”
霞妹子是一位女知青，黑相公刚刚打上主意的对象。
黑相公红了脸，“他这个鳖耍流氓！”
兆矮子慢慢扎裤头，“说你的霞妹子你就心痛了吧？你霞妹子那么圆的屁股，不是让人……”
话还没有说完，黑相公冲到他面前，一个蒙古式摔跤的背包动作把他放倒。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蒙着满脸的泥。
泥脸爬起来跑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崽呵崽，崽呵崽，老子的孙都看得牛了，老子是刚动了手术的，刚出院的病人，连公社何部长都来慰问我，说我为国家作了贡献，你敢打？你敢打？……”
他捂着肚子回家，放出话来；他被打出了内伤，服草药花了五块多钱。他已经拿走黑相公的一把锄头，权且抵三块儿；一条毛巾抵了五角——黑相公还欠他两块多，不还是不行的。
他的结扎手术，从此成为他在任何事情上要价的理由，成为他到处通行的优待证。他今日要犁田（犁田的工分高），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不犁田（榨油的工分更高），也是因为他扎了；他今日要秤杆翘《到队上分谷的时候），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续秤杆跌（给队上交粪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扎了。他居然一直很成功，甚至企图把这种成功扩展到马桥以外的地方。他同复查一起到县里去买种籽，在长乐街上班车。他坚决不买车票。他不是没有钱，公家的钱，不是他身上的肉。但他对钱出手有本能的反感和痛恨，对任何票价都愤愤不已一“一块二？哪里要一块二？就这几步路，顶多两角钱！”
他一口咬定。
售票员好笑：“哪个请你来坐呵？你要坐，就是这个价，不坐，赶快下去！”
“三角，三角算了？四角？四角五？”
“国家的车，哪个同你还价！”
“这就怪了，做生意不还价，我们那里买担粪都有个商量好打。”
“你去买粪呵，没人请你来坐车。”
“你这妹崽是什么话？”
“快快快，一块二，拿钱来。”
“你你你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只汽车，多坐个把人，未必车轮子就要多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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