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一定的体裁。
直到这时我才想到我也许能做个专业作家。可我还没打定主意。我仍然认为写作不过是在沙发垫上绣花的自然延续。
从伦敦来乡村之前，我曾学过雕塑。我是这门艺术的狂热祟拜者，远超过绘画。我向往成为一名雕塑家。这个希望很早就破灭了：我发现由于缺乏视觉上对艺术的鉴赏，雕塑非我能力所及。
为虚荣所驱，我曾把我的几首诗诺了曲。回过头再看看我谱写的华尔兹舞曲，觉得没有比这更平庸的了。但愿我学过和声学并粗知作曲法。可是看起来写作才最终是适合我的职业和表达自我的方式。
我写了一个主要描写昆虫，内容忧郁的剧本。我接触的出版商都不容分说地拒绝接受它。奇怪的是当今这类剧本对出版商倒富于吸引力。
我还写了一部关于埃赫那吞①的历史剧。我特别偏爱它。约翰·吉尔古德诚挚地给我写了封信。他说剧本不乏有趣之笔，但出版则得不偿失，而且它还缺乏幽默感。我没把幽默感与埃赫那吞联系起来，然而我错了。埃及同样富于幽默，生活不论时间地点也是如此，悲剧亦含幽默的因素——
①埃及国王．以其宗教改革著称（公元前1379—1362在位）。———译注。
3
我们从周游世界回来后，尝尽了艰辛，令人欣慰的是终于迎来了这种平静的日子。也许这时我本应心有所虑，太顺利了。阿尔奇有称心的工作，老板是他的朋友；与同事关系融洽；他一直翘企加入一流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如今也实现了。每逢周末都玩个痛快。我的写作也进展顺利，并且开始考虑或许应继续写作来赚取稿费了。
我是否认识到在生活的静谧中可能蕴蓄着某种隐患？没有。但是的确少了点什么，虽然我没有深入琢磨。我怀念我和阿尔奇以前相依相伴的日子。我怀念那些一同乘汽车、火车寻幽揽胜的周末。
这时的周末是我最单调沉闷的时间。我时常想邀请朋友来乡下共度周末，以便和伦敦的朋友叙叙旧。阿尔奇很不以为然，他说那样会糟塌了他的星期天。家里来了客人，他就得在家多呆些时间，有可能误了他第二场球赛。我对他说要打打网球，不要总是高尔夫球，我俩在伦敦公共球场打网球结识了些朋友。他一副厌恶的神情，说打网球会降低打高尔夫球的眼力。他像怀着宗教热忱一样打高尔夫球。
“听我说，你随便邀请你的哪个朋友来，但是别请夫妇俩一起来，要是那样，我得花点时间应酬。”
这事不大好办，因为大部分朋友都结了婚，邀请妻子而不请丈夫总不大合适。在森尼代尔我也交了些朋友，可森尼代尔的社交界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中年人，热衷于园林，除此没别的话题；另一种是性情豪爽、爱好运动的富裕人家，他们举行鸡尾酒会，开怀豪饮，我不是这种类型的人，阿尔奇也不是。
有一对夫妇可以而且确实和我们共度了周末，那是楠·华兹和她的第二个丈夫乔治·贡。乔治和阿尔奇打高尔夫球，楠和我闲聊，边谈边在女子球场随便打打高尔夫球。
然后我们去俱乐部会同他们喝点饮料。至少楠和我会一饮而尽；半品脱用牛奶稀释的纯乳酪——就像从前在艾本尼农场那样。
赛特的辞别使我们很难受。她一直尽心尽职，却总想着到国外找个工作。她很想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周游世界，见见世面。我赞同她的观点，恋恋不舍地同意她去比利时。
这回我打算雇一个身兼秘书和保姆二任的人。我整理了许多封回复我征聘启事的信件，在适当的时候，我到了伦敦兰开斯特城门附近的一家小小的私人旅店去见夏洛蒂·费舍小姐。我一见费舍小姐就喜欢上了她。她高高的个子，棕色的头发，估摸二十三岁左右；曾照顾过小孩，看上去精明强干，得体的举止中一双秀目闪着光彩。她会速记和打字，喜欢在照顾小孩之余干点秘书工作。
这样，夏洛蒂·费舍来给我当秘书，她姐姐玛利·费舍需要时也来帮帮忙，她俩和我做了多年的朋友，给我当秘书、保姆和佣人等等。夏洛蒂至今和我仍是好朋友。
夏洛蒂，罗莎琳德一个月后叫她卡洛，她的到来像是出现了奇迹。她一踏进斯科茨伍德的大门，罗莎琳德就不可思议地又变成赛特时的乖孩子。简直像洒了圣水！鞋子穿在脚上再不用来砸人了，回答问题有礼貌，她和卡洛一起看来心情很畅快。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罗莎琳德一上学，我就着手准备口授一篇小说。对此，我忐忑不安地一再推迟。我俩终于开始了工作：我和夏洛蒂面对面坐下，她手拿铅笔和速记本。我悒悒地望着壁炉，尝试性地咕噜了几句，听起来很不顺耳。
我时断时续地说着，每句话都不自然。这样持续了一小时。
后来，卡洛告诉我她自己开始创作时也发忧。虽然她学过速记课程，但没实际用过，她曾利用记录布道词来熟悉她的速记。
创作经过这几乎夭折的开端，才有了进步。但采用普通写法或打字进行创作，我觉得更得心应手。听着自己的声音多么令人不自然，多么无法倾吐心声，真是荒唐。五六年后，我的右腕骨折无法继续用力时，我开始用口述录音讯。才渐渐习惯了自己的声音。然而使用录音机的不利之处是使你说话罗唆。
毫无疑问，打字或文字方面的努力的确使我紧扣主题。
用词简洁在侦探小说中至关重要。谁也不想听同一个细节颠来倒去。可是面对录音机，稍稍变换词语，重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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