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头。
“有一半的时间，我为自己居然会有这种想法而感到羞愧，这么个举止得体的英国女士怎么会跟一桩罪恶的、凶残的杀人案连在一起呢？她在岛上的短短的时间里，我热情地尽可能地帮助她，协助她与西班牙当局周旋，总之，我尽到一位英国绅士的责任，在异国他乡帮助一位自己的同胞。然而，我想，她知道我怀疑她，并且不喜欢她。”
“她在那儿住了多久？”马普尔小姐问。
“大约有两周吧，达兰特小姐就葬在了那儿。十天之后她才启程回国。这场灾难让她感到很难受，她不能再在那儿呆下去了。她本来打算在那儿过冬的，她就是这么说的。”
“她朋友的死真的让她很难过吗？”马普尔小姐问。
大夫有些犹豫。
“从表面上看是不太看得出来。”他很谨慎地说。
“她有没有，比如说，长胖了些？”马普尔小姐问。
“真奇怪，你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想起来了，我想你是对的，她……是的……她的体重是有所增加。”
“太恐怖了，”珍妮-赫利尔说着，有些战栗，“这就像……就像是朋友的血养肥了她。”
“然而，从另一方面，我可能有些冤枉她，”劳埃德大夫继续说，“在她离开之前，她说了几句话，这些话似乎与此案风马牛不相及，我相信可能是她良知的苏醒，尽管时间较长，但最终她承认了她犯的罪行。
“在她离开加那利岛的前一天晚上，她请我到她那儿去，非常感谢我为她所做的一切，我当然告诉说，那是我该做的，我只是做了在那种情形下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此等等。这之后是一阵沉默，然后，她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你认为，’她问，‘不通法律自行解决是合法的吗？’
“我告诉她说那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是不合法的，法律毕竟是法律，任何人都只能遵守它。
“‘即便是在它无能为力的时候吗？’
“‘我不懂你意思。’
“‘这很难说清楚，一个人可能会做出完全错误的事情，也许是犯罪，虽然他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做。’
“我冷冰冰地答道：‘可能有些罪犯当时会有那种想法。’她立即缩了回去。
“‘太可怕了，’她小声嘟囔着，‘太可怕了。’
“然后，她换了一种口气，问我能否给她一些能让她入睡的药片。‘自从，’她有些犹豫，‘自从那可怕的事情发生后，我一直不能安稳地睡好。’
“‘是吗？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脑子里是不是一直在想着什么？’
“‘脑子里？你认为我脑子里该有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语气中带着怀疑和冷酷。
“她细想了一会儿之后说，‘你是指对未来的忧虑还是对过去的焦虑。这两者中哪一个不能改变呢？’
“‘两者都不能改变。’
“‘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你无法挽回，焦虑又有何用？人不必沉溺于过去，毫无必要。’
“我给她开了些比较温和的安眠药，就告辞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我不停地想她刚说过的那些话，‘你不能挽回……’是指人还是指物呢？
“这最后一次会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让我对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有了思想准备，我当然不希望发生什么事，如果一旦发生了，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你瞧，玛丽-巴顿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天良未泯的女人，而不是凶狠的悍妇，她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也愿意遵从这些原则，只要她还相信原则，她就不会去弱化它们，从与她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我猜想她定是开始对自己的原则产生了怀疑，她的那些话是向我暗示一种深刻的良心上的反省。她后悔了。
“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康沃尔郡的一个小小的海滨浴场，那是一年中的旅游淡季。我想想，大概是在三月下旬，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报上说，一位住在那儿的一家小旅店的女士巴顿小姐，行为怪异，特别引人注意，一到晚上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喃喃自语，根本不让她周围的人安睡。有一天，她唤来了牧师，自称有极重要的事要告诉他，她说她要认罪。等牧师来了，事情进行到一半，她突然站起来说，改天再谈。牧师认为这是轻度的精神不正常引起的。没有把她的悔过看得很认真。
“第二天，有人发现她失踪了，有一张字条留给了验尸官，上面写道：
‘昨天我试图跟牧师坦白，招认一切，但被阻止了，她在冥冥之中不让我那么做。我只能用这种惟一的方式来赎罪，那就是以命抵命。我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溺死于深海中——回到上帝那儿去。我原本相信我已受到审判，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要是期望艾米原谅我的话，只有随她而去，任何人都与我的死无关——玛丽-巴顿。
“在附近一处僻静的海滩上发现她的衣服，很显然她是在这儿换的衣服，然后义无反顾地向深海游去，当时的深海是很危险的，风大得能把人吹离海岸。
“尸体一直没找到，但人失踪到一定的时候，就被认定为死亡。她是一位富姐，有十万英镑的遗产，由于她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这笔遗产就自然留给了她最亲的亲属，在澳大利亚的表兄妹一家。报纸上还谨慎地提到发生在加那利岛的悲剧，是想说明达兰特小姐的死使她朋友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陪审团的最后裁决是：‘一时的精神错乱导致的自杀。’
“这场悲剧以艾米-达兰特和玛丽-巴顿的死而落下帷幕。”
好一阵的沉默之后，珍妮-赫利尔小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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