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甚至比近世之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更高一筹。
（颜真卿题宋璟碑、明清进士题名碑）
但对于武则天的这一重大政治革命，史学界也向来有更为强烈、尖锐的否定意见。陈寅恪先生即认为：武则天此举自私自利，缺乏远见，完全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她不属于关陇贵族集团，而要想站住脚，就必须通过开文辞进士科来扶植新阶级，与原来的胡汉混合的关陇贵族集团抗衡。而正是武则天的别出心裁，开文辞进士科，结果才造成唐代开国之基石——关陇贵族集团瓦解；换句话说，武则天尽管不重男轻女，但却重文轻武，重汉轻胡，重视提拔年青知识分子而不照顾老干部，从而造成严重社会对立，实际上更为要不得。武则天后，原来为关陇兵府制度所凝聚起来的文武合一、胡汉合一体制重新破裂，尤其集中地体现在河北六镇军事集团与洛阳文士集团的对抗，即所谓初唐之胡人军队老干部子女，与武则天提拔的汉族知识分子年轻干部尖锐对立。此南北发展之严重不协调的结果就是玄宗朝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故与其说唐之衰败，是因安史之乱之六镇造反，不如说是由于武则天的政治革命分裂社会，种下了恶果所致。
但无论赞成武则天如郭沫若，还是贬斥她如陈寅恪，武则天的政治革命――开文辞进士科，的确一举摧毁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一点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贵族集团，因为出了武则天这个媳妇而崩溃，竟然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贵族集团。武则天之后，进士科举却被延续下来，修修补补，从此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立国基石。这个意义上，武则天确实为中国历史划定了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将自己塑造成了卢舍那的女人，以她的智慧与胆略，结束了惊心动魄、金戈铁马的中古时代。因此，对波澜壮阔之中古时代而言，武则天真所谓“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女人”（Theendofhistoryandalast′wenman′）。
（武后行从图）
武则天之后，佛教也逐渐结束了它在华夏最为轰轰烈烈的时代，并日益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走向衰落。这里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因为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佛教，逐步丧失了其内含的平等诉求和革命精神有关。
如上文所述：佛教僧侣集团，其实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准军事性的贵族集团进入中国社会的。尽管它的确抱有“众生平等”的信念，而且的确也在中古时代为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统治力量——皇权、士族门阀贵族、外族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博弈达到均衡，制造了历史条件，但是，这样的权力均衡，却仅仅是统治阶级互相之间的权力均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重新洗牌而已。像基督教一样，佛教倡导的也是精神世界的平等，而不是世俗世界的平等。佛教的僧侣集团当然不可能、也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将权力均衡和平等的思想，扩展到统治阶级和重大利益集团之外的芸芸众生身上去。
事实上，每当“红旗卷起农奴戟”，奴隶们打算推翻现存世俗政权，建立平等社会的时候，宗教势力几乎无一例外地宣称，宗教里所崇奉的“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并告诫芸芸众生不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更有甚者，如同欧洲最具革命精神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同是也是主张残酷镇压闵采尔农民起义的最热烈吹鼓手一样，佛教的僧侣集团一如既往地宣扬着“皇权乃受佛陀保佑”的思想。无论西方的上帝还是东方的佛陀，都宁愿忍受统治者之暴政，也不允许暴民揭竿而起。从僧侣阶级发展而来的知识分子，包括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同样也是一个贵族集团。对他们而言，历史就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人民则是无声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自诩门第高贵纯正的余英时教授，就难免将魏晋时代高门士族结局的挽歌，唱成了高歌猛进的进行曲：“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尔！”但如此描述一个士族门阀崩溃的时代，却不仅仅是田余庆先生所谓“大可斟酌”，而是由一唱三叹，到一捶而鼓破。因为这些知识者皓首穷经所探求的，无非是历史上的各路统治阶级之间，如何才能达成权力的均衡与和谐；所谓“天理”也无非只是在统治阶级之间击鼓传花，仿佛只要统治阶级之间达成了权力的均衡和妥协，则会从此天下太平。此王国维所谓以“天命”代替“革命”说之由来——“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对他们来说，一个对人民群众来说最好的制度，无非就是统治阶级之间、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均衡分配的制度：“盖惧夫名之可籍而争之易生，其弊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
他们所谓博大精深的研究，无不将目光投向历史上各路精英阶层、统治集团——从皇权、士族、僧侣，到士大夫、军人集团，无不一一爬梳。在他们看来，这些精英们分赃不均打起来，就会天下大乱；而只要谈好如何分赃了，就会产生一个理想的制度。他们从来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只有在统治精英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奴隶造反的幽灵时，他们才会内部“不争”，一致对外。对贵族知识分子来说，“天理”无非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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