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茬。上海译文社的《死亡与少女》共五个部分，在德文版中，是分别出现在三本戏剧集里的，《魂断阿尔卑斯山》等六个散文剧分别选自三本德文版的戏剧集，《娜拉离开丈夫以后》等六个传统剧本也是出自两本德文版的戏剧集，而且在这些德文版的集子里还有两部超过十万字以上完全可以单独成书的长剧。我不甘心，绞尽脑汁地给作家本人写了一封信，通过德国柏林出版社版权编辑奥斯瓦德女士（SabineOswald）转达，我陈述了中国出版社对出版她的作品的热情、中国出书的特点，介绍了长剧单独出版、短剧合并成集的理由，另外也强调了三家中方机构的戏剧集选自不同的相互交叉的德文版本，版权归属难以协调，希望她能够考虑中国的国情，同意我的选目方案。11月18日，我收到了奥斯瓦德女士的来信：“您可以按照您提出的剧本选目安排授权，其中也包括施戴德出版社的一个剧本。耶利内克女士给我回信，她认为这样选编是合适的。”我感到如释重负，并在当天就办完了所有合同，发给德方审阅。我也是这时才知道，《云团·家乡》这个剧本的版权归属出版格拉斯作品的施戴德出版社，好在该社也是由我独家代理，一个电话就立刻落实了。这一“意外事故”是导致耶利内克中文版权安排一直到11月19日才“尘埃落定”的重要原因。
安排六个传统剧本的翻译，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几位译者都是已经事先约定好了的。丁娜、李鸥、杨丽、徐静华这四位译者是北京大学德语专业77级的同班同学，都已经在德国和奥地利生活多年，前三位还获得了德语文学博士。杨丽女士发表在《欧览月刊》上的《破译天书随笔》一文中写道：
“我们特地利用春节期间在慕尼黑相聚，讨论对作品的理解，体味耶利内克语言的双关意义，赞叹某些词语表达的精美和贴切，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时代，沉浸在纯学术讨论的喜悦中，这是一种难忘的快乐，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似乎实现了大学时代的梦想，一种成熟的梦想。在这个大年初一的傍晚，我们讨论得是那幺激烈，那幺投入，顾不上品尝其他朋友们精心烹调的春节大餐，只是专注在对耶利内克作品的分析中……在翻译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史料和西方文学理论文献和哲学文献。由于耶利内克的作品中用很大篇幅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思维跳跃大，有时似乎特意迷惑读者，以达到让人深思的目的，为了确保翻译和理解的准确性，我花了很多时间和有关人员对其语言和历史背景进行核实……翻译工作结束了，我觉得经受了一场感情上，理智上，语言上和幻想上的洗礼。我学到了很多很多，重温了很多很多，理解了很多很多。这对我不仅仅是一次翻译，而且是一次戏剧理论的复习，一次西方哲学史的重温，一次年轻时代美好幻想的实现。”
李鸥和杨丽应邀翻译《城堡剧院》，这是最难译的一个剧本，很多话是用维也纳方言和格拉兹方言写成的，因此在翻译上非常艰难。这对同行伉俪已经在维也纳生活了20多年，他们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请教了许多奥地利的朋友和搞戏剧的专家，他们还专门去维也纳的“城堡剧院”，观看了《城堡剧院》的演出。在翻译风格上，选择了普通话作为基础，根据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采用了一些比较高雅或比较低俗的表达方式。丁娜和徐静华分别生活在德国的慕尼黑和柏林，她们除了相互切磋、请教德国友人之外，还想到直接求教作者本人的办法。丁娜女士在2005年3月29日用德文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写道：“因为作者在语言上非常独特，所以我们在翻译中请教的一些德国人这一次对我们帮助甚少。他们要幺说，自己不够聪明，无法看懂这样的文字，要幺我们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解释，往往还是前后矛盾的。”她请我将她和徐静华女士在翻译中的问题转发给耶利内克本人，她还在信的前面注上“SOS!!!”我将她的信通过罗沃尔特出版社的克隆普霍茨女士（KristinaKrombholz）和布劳恩女士（UrsulaBraun）转给了耶利内克女士。4月8日，丁娜收到了耶利内克本人回复的电邮：
“尊敬的译者先生，我收到了您的SOS和那些问题。我感到非常遗憾，真的！我可不愿意处在您的位置。请您稍微有点耐性。我刚刚回到维也纳，（我已经出去很久了），需要一些时间处理最紧急的事情。但是我将尽力而为。问题在于，我经常写的不是‘标准的’（kein“normales”Deutsch）德语，而是一种艺术语言（Kunstsprache）。您一定要在中文里找到一些相对应的东西，（可惜我对中文几乎毫无所知，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您可以非常自由地、有创意地处理我的文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您必须意译（nachdichten）。再见并致以衷心的问候。您的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非常感谢您为此费心！”
但是，就在四天之后，罗沃尔特出版社的布劳恩女士给我来信说：我们已经把译者的问题转给了耶利内克女士，“作者现在给予了答复，她很遗憾，现在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在她的文本中有许多地方是无法做出合理（rational）解释的。因此，为了把她的书很好地翻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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