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一本大相册，像翻弥撒书一样一页一页地翻着，不仅将她的父母而且将她的兄弟姐妹指给我看，整个一群人都是一副目光严肃的、旧奥地利乡下人的模样，连我丈夫也弄不清谁是谁。他跟我说，他只能根据高颧骨来认出他的亲戚，因为他的那些七姑子八舅子肯定有上百人，于是我丈夫只得放弃向我介绍谁叫什么名字，谁的命运如何的念头。只有米拉达给我介绍了一些人的名字，可是到头来我还是没法将名字与面相联系起来。我只知道一点：这些照片上所有的人都庄严得跟皇后和国王们一样。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生活在旧奥地利一点儿也不轻松，从这些人身上仅能看出辛勤劳动的痕迹，仅仅能看到握得紧紧的累坏的手，所有男人都显得过早地衰老，他们的眼睛仿佛都有白内障，而且两只眼一高一低，似乎总在瞅着某个遥远的地方，那些男人看什么东西时就像瞧着那永恒，连那些女人也大概如此，手里抽搐地捏着祈祷书，仿佛那天主教的歌本上的圣母歌流进了她们的灵魂和眼睛里。
当我们坐在宁城家里，外面下雨出不去时，我丈夫也拿出一本红丝绒加金粉点封面、跟米拉达那本几乎一样的相册。我婆婆像米拉达一样努力将各个家庭成员以及那些亲戚们的相片和名字联系起来告诉我，她这么一页一页地翻着，不但那些名字一过就忘，那些彼此近似的相貌也记不住。就像我丈夫说的，他使劲将这些脸、身材与名字联系起来，从十岁左右就努力记。他还特别喜欢翻阅这本外婆摆在两个窗子中间桌子上的相册。当外婆在啤酒厂仙逝，当圣母玛利亚在啤酒厂上空弯下身来将外婆拽进天堂时，就像我丈夫说的，他便上百次地翻着这本相册，可只能记住外婆和外公的脸，还有米拉达的几个亲戚。我只知道，旧世界对我丈夫来说是个可怕的东西，他说他只要回想一下旧奥地利时期这些男人的目光，恐怕就得从窗口跳楼或去卧轨，因为那时候的生活有它的规矩、有它的苦难，也有它的欢乐和意义。他指着相片向我介绍说，米拉达的父亲曾经是纺织厂的一位先进工人，跟她母亲一样，也跟我丈夫的外公外婆一样，都是上班的普通老百姓。当布尔诺的第一批鹅仔上市，他们总要在星期天烤上一只小鹅。在犹太人开的纺织厂的工人，星期六从来不干活，因为他们在星期五就已干了个通宵，以便星期六能分道而；去，有的回家，我那些远亲便到乡下去看望他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在米拉达这儿回顾了那时候人们一周的菜谱：比如说，吃熏肉时总要配上黄瓜；吃小扁豆和豌豆也少不了黄瓜，星期五通常是带馅儿的小甜面包配鸡蛋面糊黄蒿籽汤；星期日吃猪肉必得配上圆白菜；吃卷心菜则配上熟牛肉，晚饭是面包抹黄油夹干酪，奥洛莫乌茨的干酪，一罐啤酒，面包加细香葱、奶澄、灌肠和洋葱片，用半公斤牛肉熬成的汤。这种汤今天已吃不着了，因为没有从前那种肉了，就像我们再也吃不到炖牛排骨一样，还冒出一粒粒的牛油，黄澄澄的。今天烤猪肉时也不像过去那样满屋香喷喷的，还透过窗户散发到街上。
……我丈夫喜欢回忆，但不是回忆胡德茨姨父如何如何是兹布罗夫卡的出色工人，而是讲他如何如何喜欢他的朋友，星期六总跟他们一块儿呆在小酒馆。胡德茨姨父离了他们简直就不行，因为他合群、喜欢喝啤酒，也喜欢唱歌，整个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早上都坐在那儿喝啤酒聊天。我丈夫跟他这位胡德茨姨父司说是一体化了。他爱回忆，每个月都讲述着同样的东西，总也讲不完一个故事：即他姨妈和她妹妹如何穿着节日盛装，拿着祈祷书冒雨到胡桃林教堂去，正当她们和其他人快到教堂时，胡德茨和他的朋友们从小酒馆里走出来，他醉得不亦乐乎，可是当他一看到他老婆穿的衣服有点像古代匈牙利骑兵穿的紧身短外套，下巴底下系块丝巾；当他看到这些上教堂的人那副幸灾乐祸看笑话的样子，让他难受得扑通一下跪到雨水泥巴里，跪在他老婆和小姨子以及一个小男孩面前，摊开双手喊道：“孩子他妈，饶恕我吧尸可是姨妈继续往前走，拿着她的祈祷书，没理睬他。这时胡德茨姨父朝天摊开双手跪在泥水里哭着……好，好得很!我继续绣东西，绣我的吕内堡帚石南丛；我做得好，把我的布拉格宫图绣完了，我做得不错，在我丈夫这帮人面前读了《金色布拉格》上的诗，因为我丈夫这些朋友不仅开始躲避我，而且不再经常上我家来。碰上我在家时，他们只让我转达一下问候，找出各种各样理由尽快离开。下午，为保险起见，我拿起那绣花绷子和装着彩色线的筐子，跟莉莎坐在外廊上，从那里越过院子能看到我们那敞着门、窗的房间。因为我丈夫连夜里也不闩门，这就是他的所谓“让门户开放”。我开始绣一幅名叫《祈祷》的新画。莉莎织她的彩色毛线手套，她在继续着她那没完没了的独白，她总也不能、也不想明白德国人打了败仗这一事实。最近这个月她总在说都是希特勒的错，不是指他在煤气室里熏死了六百万犹太人，说什么这一切都是对的，但说希特勒错在跟苏联交战上，说他在战胜波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只该注意他所取得的胜利，巩固它保持住它，以便在他归天之日能被宣布为祖国之父，说因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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