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在布尔诺的贸易委员会及商业界的朋友们常来我家做客，当我给他们端上酒品、当我给客人们弹奏钢琴、当我和他们聊天的那时候，所有的男人都像打量一位成熟女性那样看着我，我远比其他姑娘更早地具有女性魅力。我那时胸脯漂亮、两腿修长，曾去芭蕾舞学校上过舞蹈训练班。等我从这个芭蕾舞学校出来，我总是以起舞前的预备姿势站在窗前凉台上。只要我不在走动便总是摆着芭蕾舞演员的基本姿势：手放前面，手指交叉着，右脚微微向右撇，仿佛我马上就要开始跳舞……
在宫殿旅馆的小吃部里。每当我分送一盘烤鸡，每当我分送配菜，每当我给客人们端去一盆盆给他们餐后洗手用的温水时，我都总是迈着快速旋转的轻盈舞步。任何时候，只要我稍微一停脚，站下来眼观四方等着客人们的哪怕是一丁点儿要求时，我都是摆这基本舞蹈姿态。演员们、电影工作者、诗人以及只来过这里一次的客人们来到这里，我便成了他们注意的中心，因为我还一直相当漂亮，不仅镜子告诉我这个，主要是男人们的眼睛告诉了我这一点。而那些女人们一知道我是谁，便把眼睛望着别处，装做对我漂亮这一点毫无兴趣。领班波列克先生面带微笑拿着一瓶瓶皮尔森啤酒，尽其所能殷勤地侍奉着，像每个好领班一样说起话来几乎轻得听不见，你若问他什么，他便彬彬有礼地弯下腰来，亲切地给客人做介绍。因为他有一双漂亮的褐色眼睛和一头打了发蜡、梳了分缝的浓密头发，说话时总是望着客人的眼睛。而我在这烤鸡小吃部里的灯光下，穿着这身合体的、漂亮的女招待服装，我又找到了自己，丢掉了我的惊慌和我的负罪感。因为我任何时候也不能为这一切担当罪过，司我却曾感到无辜的罪责。
战争结束后我像个战争贩子一样担看罪责，可是在这烤鸡小卖部里谁也不像在战争结束后把我们关进劳改营那样对我大声吼叫，或者像在砖厂时我必须像下贱人一样和德国女人们坐在一边。在这里，在宫殿旅馆的烤鸡小吃部里，我开始成为女招待中的佼佼者。我已经有了些回头客，这都是我的顾客和朋友，他们都温柔地称呼我“艾丽什卡太太”，他们自己喝酒时，总要请我也来干一杯。我和我的这些顾客碰杯之后便立即跑向其他桌子。我那个想要成为拉·杨娜那样的歌舞节目中舞蹈演员的梦想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我在这里干着我喜欢干、也善于干的活儿，可以用上我几年前在芭蕾舞学校学到的东西，那些我早已忘记但又一直在我心中埋藏和力争表现的东西。其实我也为我想成为歌舞节目中的舞蹈者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我并不会跳舞，我没有成为专业舞蹈演员的条件，我跳舞大概跟我弹钢琴差不多，很费劲儿，而且每次弹奏都错误百出。可是在这里当招待员，我却开始成为那真正的佼佼者，在这烤鸡小吃部里，我实际一天八小时十小时地在这小小舞台上表演，穿得漂漂亮亮、头发总梳得好好的，端着大小盘子迈着舞步走到客人面前，然后又轻盈地跳到酒柜台那里，再跳到橱窗那里，跳到转着九只烤鸡那里……我丈夫第一次在这儿看到我时，起初颇为吃惊，吓一大跳，仿佛是初次见面，有点儿一见钟情。他站在那儿的这天，抓着门把，犹豫之下不知是不是该跑开，当我挽起他的手把他领到波列克和鲍英卡面前，我觉得我现在让他显得无能力。我在顾客们好奇和疑团的包围之中，我在他面前成了个与他认识的我完全不同的人。我在利本尼的一举一动像灰姑娘，像我从前那个可怜巴巴的样子。他刚认识我时，我是个不幸的女人，曾因不幸的爱情而要自杀。当时他觉得他拯救了我，因他娶了我、给了我他的姓，从而使我有了永久居住地。我丈夫的这些想法也有所流露，可现如今，在宫殿旅馆的烤鸡小吃部里，在这四面是玻璃的豪华餐厅里，我穿着漂亮的黑色衣服、围着雪白围裙、头戴花边发圈，如今我看到我们的位置换了个个儿。我丈夫没料到的是我成了所期待的、美丽的，如今他却变得恭顺了。我成了那个巴黎蛋糕、带奶油的巴黎蛋糕。我姑姑说得对，我必须克服一切艰险危难，多少年来我像一团烂土豆泥，我必须变成一个巴黎蛋糕。从我当招待员这天起，我丈夫爱上了我，也未必是爱上我这个人，而是爱上我这身衣着仪态，爱上我当了招待员这一点。他把他所有的朋友都带到我这里来，好让他们隔着玻璃看看我，他从来没有带他们进到餐厅里面来过。可是我知道，他的朋友们怎样在昏暗中观察我，我丈夫又在怎样地对他们讲述我的事情。如今又在指给他们看，我如何迈着快捷旋转的舞步给客人们端去四分之一或半只烤鸡、端走啃下的鸡骨，又如何将那些骨头上的残肉剔下来给那些老太太们去喂养她们捡来的迷路小狗和在街上、在地下室、在公园里找到的没人喂养的猫。
于是我便渐渐地，而又肯定无疑地成了我丈夫心目中的佼佼者。他敬重我的职业，为我是一名餐厅服务员而感到骄傲，在他眼里这是女人能遇上的最好职业，他说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餐厅女服务员，当他在餐馆受到女服务员的殷勤招待，当她们当着别的顾客跟他攀谈几句甚至在他那儿坐上一会儿时，他总是感到很荣幸，他说他从来汉想到他将会有一位当餐厅服务员的妻子，一位他的朋友常舌观望、并努力想要或者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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