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建议呼昌盛将大会推迟几天。呼昌盛当时火急地拍着桌子嚷道：“《光明日报》的社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都出来了，其他各报的社论不久也要出来了，这个行动绝对不能再晚，再晚就失去任何意义了。下小雨就下小雨开，下大雨就下大雨开。”结果，天晴日朗，人比预期的来得还多。看着呼昌盛及全市的造反派头头们坐在一排排长桌后的背影，再越过长桌看到一排排顶着亮晃晃的太阳低头弯腰的几百个黑帮，再越过他们看向几十万人站满的大操场，胡萍感到自己此时又处在不太被呼昌盛需要的地位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呼昌盛反工作组绝食，自己每天晚上通过那孔下水道与呼昌盛沟通时，是呼昌盛最需要她的时候。后来的一段时间，呼昌盛也还经常比较需要她，然而，又经常不太需要她。这常常令胡萍十分担心。
她还要担心很多呼昌盛关心的事情：她担心这个大会组织产生混乱；她担心４０万人召开大会弄不好挤出人命；她也担心王光美和几百个黑帮的押送、集中、疏散和安全问题，出了人命也不好；她还担心呼昌盛的安全，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绞死呼昌盛”、“油炸呼昌盛”的大标语也曾满北京地出现过；她还担心保守派的捣乱，也担心武克勤从中破坏；她还担心几十万人的秩序，担心批斗活动搞不好中央文革不满意；总之，呼昌盛组织每一项活动，她都担心呼昌盛成功不了。这些担心常常变为她对呼昌盛的提醒，变为对呼昌盛领导的“北清大学井岗山兵团”的建议。她虽然在井岗山兵团不算最核心的成员，但其实是惟一能够真正影响呼昌盛的人。文化大革命进行快一年了，在全国都在大夺权的过程中，她常常要考虑呼昌盛明天的政治地位。担心呼昌盛在政治上不能成功，这是她现在最大的一个担心。
与此同时，她还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担心呼昌盛成功了会抛弃她。两种担心常常此起彼伏地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作为第二个担心的表现，她常常非常警惕和敌视呼昌盛身边的女学生。现在，有成群的女学生追随着他，其中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一个男人举起旗帜勇敢前进时，在他身后不仅出现了革命的队伍，也出现了女人的队伍。当呼昌盛被一些女孩包围时，她不能怒，不能恼，常常怀念起呼昌盛去年绝食时两个人的关系，那时，她是呼昌盛身边惟一的女性。如果呼昌盛成功了，就将离开她，而不成功，就会留在她身边，她很难在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如果呼昌盛成功了便抛弃她，她宁可不要呼昌盛成功；然而，呼昌盛不成功，她却可能不要呼昌盛。震天动地打倒又打倒的口号声早就一遍又一遍响了起来，大批判的怒吼早就通过遍布校园的高音喇叭响彻天空。在这片大革命的声势中，胡萍的思绪掠来掠去，最终还是落回一个女孩的思路上。
现在，时时提醒自己的是身体的感觉。这两天，月经提前半个月就来了，而且来得很汹涌。她发现自己的妇科越来越敏感。前天，一知道父亲被打倒，就感到全身受到震动，反应最强烈的是妇科部位，小腹一阵隐痛，当天月经就提前来了。这次经历使她突然领悟到一个规律，每当她心理上受到强烈冲撞和打击时，常常在妇科反应出来。有时候是分泌物增多，有时候伴有一些鲜血。像这一次，月经突然提前，而且量大。当两腿之间女性最隐密的部位一派粘湿时，她不仅觉到了那里淤积的血迹，也隔着衣裤闻到了血的腥味。这时，她不能不感到作为女人的软弱。当一个打击落在身上，最先受伤的是妇科。发现这点规律，让她生出很多女性的忧郁和叹惋。
父亲照理说是知识分子，可又是当权派，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也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当学部的造反派冲进家里把父亲揪出来批斗时，和今天将这么多黑帮揪出来批斗是一样的。家自然是抄了个底朝天，当她回到家里，看见所有的箱子都像螃蟹开膛一样乱糟糟地敞开着，床上地上的衣物摊得乱七八糟。书柜有翻倒在地的，有没翻倒在地的，让你想到庙里的泥菩萨，有的站着，有的被推倒了。母亲也被揪着去陪斗了。连自己的房间也被搞了个天翻地覆。桌上的玻璃板碎了，素洁的床单上印着肮脏的脚印。抽屉拉开着，里边的书、日记本被翻得乱七八糟，自己收集存放的文化大革命资料也都一卷而空。当时，涌上她大脑的第一个问题是，父亲打倒了，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现在，政治上的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生理上的影响却出来了。那个躲藏在小腹部的子宫其实是女人身体的缩影，是女人最敏感的器官，外来的打击首先让它受创。这样想着，尤其觉出自己的软弱。看着眼前光天化日下批斗王光美与几百个黑帮，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让她感到革命的严酷。当自己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反而要受到家庭的连累时，她多少觉得自己像失去了贝壳保护的软体动物。当她拥有一个红色家庭，再有一个革命造反派的身分，她可以做到勇敢无畏，然而现在，她远不像过去安全了。
一瞬间，她又想到自己身体的松软与白皙。她知道自己的皮肤很白，黑褐色的头发有些自然弯曲，眼睛波光流动，有些外国女孩的样子。她常常觉得自己像一块嫩豆腐，躺在白瓷盆里微微晃荡。她有足够的柔情温柔一个男人，然而，她需要一个有一定硬度的盘子托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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