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临时发生变故，没能及时赶到。也正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他们才选中这个“偏僻”“简陋”“不为常人所知”和“已经下令撤消”的“三五零八兵站”做会址。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居然不是去寻思这许多官员秘密聚集在这儿到底在商议些什么，他们商议的这事儿跟派我去冈古拉当那个狗屁校长到底又有啥关系，而是为兵站的司务长担心。他怎么能在这么一个狗屁地方完成这么高级别一个会议的后勤保障任务呢？住的问题还比较好办。虽然大部分房子都拆了，院子里还长满了半人多高的枯草野蒿，好在兵站除办公室外，还保留了两排营房，门窗和屋里的取暖设施都还齐全着，再收拾出三几间办公室，专供北京和省里来的同志做“高间”，这么一凑合，也还能过得去。最难办的是吃的问题。虽然那个年代的领导干部还没像现在的这样讲究吃喝，但毕竟也是一二十张嘴啊。多高的标准不去想，文件规定的四菜一汤，你总得全面落实吧？再不讲究，这四个菜总得以荤为主吧？但兵站的猪圈里，当时一共就剩那两个半晃晃悠悠特别缺钙的架子猪。说它是“架子猪”，因为这“哥俩”真的只剩一副骨头架子在顶风傲雪，却不见有半点儿肉膘来安抚人心。更不好办的是，由于会事必须严格保密，不能提前通知人去搞突击采购。所以，这“吃”的问题确曾让会议组织者一度好愁了一阵。所幸，宋振和的小脑袋瓜够用。他当然知道，会议在他管辖的地面上召开，招待好八方宾客，是他这位当镇长的应尽的“地主之谊”。临出发，他果然从某处搞来一头足以让人眼明心亮的育肥猪，秘密地宰下，刮洗干净，精选其中最动人的那一部分，约七八十公斤左右，带了过来。这样，再加上兵站平日里养的那几十只鸡，攒下的那几十斤鸡子儿，自己试种成功的一点韭黄，再加上地窖里那点“老三样”存货：白菜土豆萝卜，那点紫皮独头大蒜，那一大堆剥了外皮以后个个都晶莹如玉的波斯种洋葱，会议的伙食基本得到了保证。（省军区也给兵站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好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
匆匆填下几口早饭，宋振和便把我带进“会议室”。几分钟后，我就得知，冈古拉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有一百五十名调拨充实到冈古拉农场去的退伍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共三百二十三人，（其中还有六七个老人和十来个婴幼儿，）突然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军方派出的正团级护送干部。总数为三百二十五人。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三百来人是因为在冈古拉农场“闹事”，冲击场部机关，被冈古拉农场的场长高福海下令“拘押”起来了。“秘密”拘押在一个什么地方。事态有扩大的趋势。消息传出，军地各级组织十分震惊，迅速派人到冈古拉核实，直接找到这位姓高的老场长。但他矢口否认。说这几百人活得好好的。所谓“失踪”和“拘押”纯属造谣。调查人员提出要见见那些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还要见见那两位北京来的正团级护送军官，以核实他那所谓的“活得好好的”说法。这位高姓场长却怎么也不让见，说，他刚把他们安置好，他们也正在逐步适应冈古拉的生活工作环境。一见外人，又会乱了心境，还是以不见为好。调查大员一定要见。老家伙说，信不过我？那好，一边说，一边稀里哗啦拉开他办公桌的破抽屉，取出农场的大红公章，农场党委常委会记录本，并从裤腰带上的那一大串钥匙里取下办公室和文件柜上的钥匙，往调查大员面前一拍，说，可以让你们见，但你们既然这么信不过我，那就先把我这场长兼书记给撤了，咱们再说别的。
“撤呀！死了张屠夫，还真吃活毛猪咧？啧！”我撇了撇嘴，大声说道。我了解这些人，在基层一把手位置上呆了多年，往往就觉得自己比天还大了，就以为这世界真的离不开他们了。其实，有什么呀！
“不了解情况，先莫瞎嚷嚷底咧。事情有恁简单，还要花这工夫，召集恁些人，上这鬼地方来开这秘密会咧？”张书记笑笑道。他一直在用搓得很细很长的一根纸捻子，来回擦拭着他的那个烟嘴子中的烟道。他那个烟嘴子倒是个好东西，看样子是用新疆和田玉雕制的。嘴头子上还加了个黄灿灿的铜箍。只是他烟抽得太厉害，那条烟道里常腻满了烟油，必须得经常擦拭。
冈古拉的这位高场长，我也曾有过耳闻，是个老资格，打过仗，曾经是个战斗英雄，转业到冈古拉以后，又多次被省地县各级评为劳模，还被某个部口树为全国性的先进人物。早些年，不仅在全省，而且在全国都造成过一定影响。虽然这些年，再评劳模时，他已经落选了，但在他家大屋的正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跟中央领导合影的黑白照片。那照片，扁扁的，差不多有一米多长。几千个英模排列在上头，每个人的脸只有大米粒儿那般大。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在没有完全搞清搞准情况前，当然是不能轻易地说撤就撤的。因此，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一个人去“摸清情况”。而这个人，就是我。
“那……那……让我去当校长是假，实……实际上是要我去‘卧’……‘卧底’，搞‘情报’呐？”霎时间，我便觉得唇干舌燥，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了。我听说这位高场长这两年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如果他轻易地连刚退伍来的一百五十多名老兵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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