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也是不痛快的，但真叫他担心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时候，甚至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一开始是老伴提醒他，说他怎么随便拿周围的人“开涮”，不把人当人。一点都不顾别人的面子，张嘴就骂：“你怎么笨得跟猪一样呢？”他一开始还没把老伴的这话当个话，只是笑着反驳：“你又没事儿给我找事儿。上纲上线。我怎么不把人当人？我什么时候骂人猪了？”老伴就给他举例，说：“昨天，五连的杨连长带了几个亲戚来看你。这些亲戚都刚从口里来，老杨也有好多年没见他们了。人家高兴，带他们来看你，也是希望你在这几个亲戚跟前给他长点面子。你倒好，一见面，就紧着拿人家老杨开涮，说人家五连前几天整的那几块地跟猪啃的一样，说人家老杨不像个连长，倒像个猪头，就知道张了个大嘴，吧唧吧唧四处去拱。说完了，自己还哈哈大笑。一点都没瞧见人家杨连长当时脸上那副尴尬相。”“五连那几块地就是没整好嘛。我批评他几句，又怎么了？”老伴立即反驳道：“你这个当场长的可以找一百个时间去批评他，干吗非得在人家亲戚跟前批评人呢？还说人家是猪头，有你这么批评下级的吗？”“我怎么就不能在他亲戚跟前批评他？他把地整成那样，我说他一声猪头，又怎么了？他还有脸尴尬？他要知道尴尬，难受，就先把地给我整好嘛！他还是个老连长哩！嗤！”“行行行。不跟你呛呛了。你自己瞧着办吧……”老伴转身上菜地去了。以后，他渐渐发觉自己确有这样的“毛病”：只要自己愿意的，往往张嘴就来，根本不顾忌场合和对象。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把这看作是自己的长处：直率嘛，坚持原则嘛，不讲情面嘛。后来也想有所收敛，但看到那些被他批评、嘲弄的部下们，往往也只是一笑了之，有的人甚至还会附和着他那些对他们带有某种侮辱性的嘲弄，变本加厉地把他们自己挖苦上几句，他心里便洋洋自得起来，认为这充分表明，在他这儿，“上下级关系融洽”，“大家伙都跟他一条心”，也就由着它去了。以后，在冈古拉反而传出这样一种说法，高场长越是挖苦你，越是嘲弄你，对你越厉害，越不讲究方式方法，越不把你当个人对待，就证明他越信任你，越把你当成了“他的人”。大伙这么说，当然是有理由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那就是韩起科。高福海最信任韩起科，韩起科百分之一百是高场长的人，这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但高福海对韩起科也最严厉，最不讲方式方法，嬉笑怒骂完全由着他性子来，这也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对这种说法，高福海是默认的，甚至感到高兴。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如果一个下级，不是他十分信任的，没被他列入“他的人”的范围之内，他对他总是会有所顾忌，有所防备，他对他相对就会变得“客气”一点；反之，就会“无所顾忌”，嬉笑怒骂，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久而久之，他周围的人，为了能得到他完全的信任和重用，成为“他的人”，就追求这种“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的状况，甚至纵容他“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他才开始有所警觉，有点害怕了……
那天，他突然接到宋振和的一个电话，通知他去省城参加一个座谈会。他已经很长时间没亲自去上边开会了。但那天，宋振和在电话里一再强调，座谈会是应省政府的一个主要领导的要求召开的。参加座谈的人员名单也是这个领导亲自圈定的。没有天大的理由，不许请假。因故缺席者，必须得到这位主要领导的批准方可。他很勉强地去了，很自觉地在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悄悄坐下。与会的大多数人，他已经不认识了。别的与会者似乎得到一些内部消息，显得特别激动，都忙着相互问好，寒喧，叙旧，低声议论什么。中央驻省新闻单位和省报的记者则忙着在他们中间做穿梭采访。他却完全被“冷落”在一旁。偶尔有位年轻记者从他身前走过，停下，问清他的身份，也只说声：“冈古拉？挺远的，是吧？”就赶紧去采访别的与会者了。他知道不是别人故意要冷落他，但他还是难受。委屈。在冈古拉，他是被众人抬举到头顶上过日子的。而在这儿，完全没人理睬。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也是他不愿意走出冈古拉到外头来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天开会前五分钟，会场上突然灯光加倍明亮，会议组织者极庄重而又兴奋地宣布，今天到会的不仅有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还有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会场上立即响起一片掌声和喧腾声，一些本来被安排在后座就坐的与会者，立即躁动起来，都想往前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但他没动，只是跟着大伙一起起立，有节制地拍着巴掌。他原以为，这一切都会在这样一种很平静的内心状态中度过。但没料想，当那位经常在报纸上露脸的副总理，在省里两位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步入会场时，突然间他控制不住地烦躁和激动起来。是的，他有十多年没见到北京高层领导人了。差不多也有十年光景，没见到过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了。但这能成为他烦躁和激动的理由吗？不能……当然不能……他告诉自己，平静，千万要平静下来。这有什么呀。不就是见个面，说几句官话套话，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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