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可惜的是，我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清道夫。在这场必不可免的历史大变动中，只起了一点太小太小的作用。作为“清道夫”，自身都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局。但我仍有理由自豪。理直气壮地去迎接未来。天明同志，抬起头，向前走。勇敢地去迎接未来。
随后，他让警卫员抬来两只木板箱。还拿来一件蓝布面的狗皮袄。皮袄是送给我的。因为我最后选择了去北方上大学。从理论上说，北方是需要皮袄的。（最后形势突变，我并没上成大学。火车开到徐州，一封加急电报，就把我们这一批一百四十六个原准备进入人民大学各系科学习的部队调干生，全部留在了离车站不远的一个军事接待站，三天后，便转乘一列军火弹药车，走陇海线，停停开开，七八个昼夜，开往兰州，和在那儿待命进军大西北的二十二兵团总部会合。我最终落脚在祁连山山丹丹军马场奉命接管了一个由马步芳军队留下来的图书馆，全馆由一百来本破旧的经书戏报唱本二十来副麻将牌半箱子羊拐骨和一抽屉各式各样的女人照片组成。还有一箱半手榴弹和两支半步枪。还有两个自称只有二十五岁但看样子绝对已超过四十岁的“女馆员”。但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却利用了各种各样可以利用的机会，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的俄国小说。并认真读了郭沫若先生和范文澜同志写的全部历史著作。做了将近六十万字的心得笔记。这自然是更后一个阶段的事情了。）那两个木板箱，是托我替他带回家去的。木板箱里装着这两年他在通海地区工作期间在各县收集到的一些碑帖名砚字画善本。另有两个大棉花团包着一对明万历年间的斗彩瓷碗。它们在日本古董市场上被称作“大明赤绘”。据说是极难得的珍品。在民间已相当罕见。他说，会有警卫员帮着送上船，也通知了上海方面来接船。只麻烦我一路照看一下，然后亲手交到他父亲手里即可。“这么值钱的东西，看来我还要侬父亲打收条不可。否则以后查起来，哪能（怎么）讲得清？”我开玩笑说。他只是默默地笑了笑，没接我这话头。半个小时后，我就离开了通海军管会这个幽深的大宅院。傍晚的雨正渐渐沥沥地下个不止。军管会的车都出外勤去了。即便不出外勤，这时也不会用来送我去船码头。我毕竟是“犯了错误”的人。军管会里仍有不少同志，对他不加任何组织处理就这样“放走”我，而感到难以理解。警卫员找来一辆排子车，套上一匹老马，先把我的铺盖卷抬上车，再小心地放上那两个木板箱。警卫员先拉着车走了。我想到他办公室去告一下别。但我又不想让其他同志撞见。便装着路过的样子，从他办公室窗前的走廊里匆匆走过，同时顺便从开启着的窗子里，向里边很快扫瞄了一眼，确证里头只有他一个人，这才走回来，再去敲门。
他似乎在起草什么通知，立即放下笔，问了声：“这就走？”但他没有马上起立，只是怔怔地呆坐了一会儿，这才站起来，从他那只特别宽大的写字台的一角绕出，握住我的手，稍稍晃了一晃。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那一瞬间的神情有一点阴郁。随后他说：“我就不送你了。”我忙说：“不用不用。我只是来跟你说一声，我走了。”他再没答话，又沉默了一会儿，便轻轻说了声“走吧”，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阴暗的廊下，只是目送我。那种阴郁一直为我所不解。后来我才得知，其实他那天也得到上海局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去汇报谭宗三一案的详情。上海局最高领导层里对最后到底该不该枪毙谭宗三这个“误人政界”的前商界巨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而最后下决心枪毙谭宗三的他，最后是否一定能得到上海局方面的肯定，尚在两可之间。万一得不到肯定，下一步能不能回到通海来继续主持工作，那就更难说了。
也许，正因为前景突然变得不明朗起来，他才决定让我替他把木箱带回去。这样做，显然要稳妥得多。
一直到走出大门，我始终感觉到，他那目送我的眼光一刻也没游离开过我的后背，始终灼灼地盯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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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再度把注意力集中到上海东北角虹口公园附近的一条大弄堂里。陈实就住在这条弄堂里。下面发生的事，将跟陈实有极大的关系。
这是条蛮清静的弄堂。平常少有人进出。一两块残缺的空场子。三两棵五月开花的合欢树，盛开一种羽毛状粉色小花，密密地蓬松而又对称地排列在小叶子之上，仿佛一层飘拂的羽纱。有时在第七个黑铁门门口（这条弄堂一共只有八个黑铁门）站着一条狗。一站就是一两个钟头不声不响盯着你。特别要提一笔的是，弄堂到底有一家小西餐馆（也就是在第八个黑铁门里头），很幽静地挂着一块重彩漆绘招牌。招牌底下总是停着一辆老式微型私家车。外型像甲壳虫。德国名牌福斯。谭宗三搞不懂，西餐馆开在如此僻静深远的场所，怎么会有生意？但事实上却生意火爆。甚至深夜，其他黑铁门里不再透出灯光时，它的窗口还依然亮着，亮得很淡，同时又很淡地传出肖邦的某一首练习曲或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据说这家西餐馆是一个紫色沙龙。又是一个只为自己的会员提供服务的俱乐部。小客厅的壁炉里火舌飘飘忽忽暖暖融融。弹琴的是启东的小女儿。她总穿着紫色长裙。总有一种温和的微笑。只要你需要，餐后，白发苍苍的店东会欣然陪你打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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