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的纯毛披巾，用她年轻而火烈鸟似的眼神专注地看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争论她完全听不懂的问题。然后等他（她）们走了以后，便抱住鲰荛的后腰，反复追问“啥意思啦？啊？到底啥意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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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谭宗三不顾所有亲戚朋友的劝阻，放弃了自己在谭家门里仍拥有的一切，给谭雪俦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再次回到了盛桥。
后来我多次找谭家的人，想看看这封信。但他们都推说不知道谁保存着这封信，都说，只是听说过这封信，但没亲自看过。看过此信的少数人说，信始终由谭雪俦亲自保存着。信写得非常委婉痛切。充满了亲情。充满了一种努力的向往。少见的认真。
“向往？认真？谭宗三？”我以为我听错了。
“是的。这封信，字字句句都充满了一种过去在他身上少见的精神。”
“可能吗？”
“我们当时也都奇怪。也都在问，这怎么可能？但事实的确是这样。雪俦先生看了这封信，竟然哭了。经易门看了这封信，也说，看来我们还是不了解三先生。我们太浅薄了……”
可是信呢？
在谭宗三离开上海后的第二个月，谭雪俦就病故了。享年五十一岁零十个月。去世前，他对身边的许多事情都作了明确的交代，就是没有交代这封信的下落。而一直守候在他身边、事后又受命整理他遗物的人，也想不起来当时到底是否看到过它；更不要说，还能记得起来，到底把它归置到哪里去了。发生这样的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属正常。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当时确有太多太多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要张罗、归置、交代，不太可能还分得出心来顾及一封从表面上看来跟整个谭家的前程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信件。更何况写信人已远离了谭家命运漩涡的中心。
他们问我，这封信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当时，军管会正要求我尽快提出最后的报告，对到底要不要枪毙谭宗三一事，明确表态。并详陈自己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管会内部，对到底要不要枪毙谭宗三，分歧也越来越大。军管会的几位主要领导，觉得此事不能再拖下去了。拖得越久，分歧恐越难弥合。得当机立断了。
当然，不管这封信写什么、写得怎么样，对我、以及别的相关人士做出什么样的“最后决定”，都不会起任何作用。枪毙不枪毙谭宗三，主要还得依据他来到通海县担任伪职以后的“罪行”来定。但我还是想在作出我的最后决定、投出我那并非不重要的一“票”前，看到这封信。我想搞清楚谭宗三究竟是因为什么，才决定再次离开谭家，并再次来到通海这样一个僻远的小县城里，寻找自己的“新路”。（关于这个“新路”的说法，也是我在调查中方才得知的。鲰荛三月告诉我，谭宗三在离开上海前多次跟她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找我自己的新路去了。我要走一条新路了。而且，说的时候，表情是很沉稳的，眼睛里是闪着自信的光点的。有时甚至还表现了一种鲜活的兴奋。）
因为我有那样的身分，且又担负那样的责任，我便得以合法地“搜查”了谭家。我和我的助手，在谭家人悉心的配合下，翻遍了谭雪俦相关的全部遗物，却到底也没能找到那封“最后的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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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刚吃罢中午饭，军管会分工联络文艺口的秘书小胡来通知我，军管会几位主要首长邀请我晚饭后一道去礼堂里看歌剧《白毛女》彩排。
“晚上有你的节目？”我看她今天特别的兴高彩烈，还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打着一副崭新的绑带，一般情况下不束的武装带，今天也束了起来，便猜测道。
“哎呀，他们硬要我在戏里扮演一个八路军。我怎么行嘛。”她红起脸笑道。这时我才注意到，她认真把挺长的一根大辫子剪了，剪成男孩似的短发，又全掖进了军帽里，猛一看还真有点英武气。
“还是太秀气了。不像个军人。”我故意逗她。
“那怎么办呢？”她着急地跺着脚问。
“晚饭多吃两个包子。好好地撑它一撑。”我捏紧了拳头在她小而尖的鼻子前用力地晃了晃。通海军管会食堂的素包子远近闻名。皮薄馅多，个头还特别大。虽说有句话在北方特别流行：“包子好吃不在褶子多”。但通海军管会包的这包子褶子就是比别人的多，还特别细密匀称，像一叶叶整整齐齐紧挨在一起的花瓣，特别能引起人的食欲。虽说是素菜馅的，但选用上好的矮棵青菜。肥。且嫩。只用菜叶，一点菜帮也不要。在开水里悼过，细细地剁碎。拌进剁成细了状的豆腐于香菇粉丝蛋皮苔菜味之素麻油，可能的话再放一点水发的海蜊子干。而通海地区恰恰有广阔的滩涂。在随便哪一个渔民家里都能收集到陈年的海蜊子干。及其他海货。上海局的首长来通海视察检查工作，头一顿也往往点著名地要这种“素菜包子”吃。两只包子一大碗麦牺粥，再加两瓣生蒜一碟米醋一碟葱花拌本地产的海蜇皮一碟酒呛小蟛蜞最多再加一碟盐水花生仁，个别的再加一只当地有名的砂锅菜：栗子红炯鸡，也就吃得老满意的了。所以通海地区的老百姓一直到现在还这么讲：当年的首长的的确确好伺候。而我在通海的那段日子里，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吃这么一顿包子；不吃，还真想它。
“那……晚上他要不吃包子又怎么办呢？”小胡想了想，又着急起来。那时候的年轻人对首长的指示总是十分认真。有时候你即便是在跟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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