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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命攸关的采访的前言(2/2)

想在我的小说中塑造一个女强人的主角。于是我就开始描写克拉丽丝·史达琳。可是没等新小说开始两页,我就发现史达琳必须去接触莱克特博士。我非常敬佩史达琳,而且我觉得自己甚至对莱克特博士产生了忌妒,因为他是那么轻而易举地把她看得通透,而我却那样笨拙而困难地试图了解她。在我着手准备《汉尼拔》一书时,我惊奇地发现博士已经开始独自决定他的路程了。你会发现在书中他有奇特的可爱之处,就像我看到的那样。

我一直害怕写《汉尼拔》,害怕自己的人性被蹂躏和破裂,害怕我必须面对的抉择,还要为史达琳担惊受怕。但后来,我把他们都放飞了,因为你必须放手让你的人物自己去表演,让莱克特和克拉丽丝按照他(她)们的天性去决定和主宰。这里面也有一部分礼节的原因使然。

一位苏丹王曾说过:“我没有养猎鹰——是他们和我活在了一起。”

在1979年的冬天当我走进巴尔的摩国家精神病犯罪医院,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上时,我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在走廊的尽头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正如当我们命运的门闩滑进锁道时,我们其实很少听到它的声音。

T.H.

迈阿密,20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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